許光偉 | 《保衛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毫無疑問,科學抽象法就是一個,但不斷處于“建構”或者說建設狀態,因應了學科基礎的不斷增容和擴展。然則需要知道,科學抽象法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建行動與立足《資本論》的重建行動除開民族工作內涵方面的考慮(由此增設新的研究線索“歷史-文化”),本質上是相同的,是“原理初成”向“原理終成”邁進。這種建構進程亦說明方法論成熟對于正確理解共產主義是多么地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原理終成意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抽象法將成為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工具基礎。

許光偉 | 《保衛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滿喉
——題引】

【作者按語】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即“政治經濟學的唯物辯證法”具體化、完全化、充分化的表述。這項研究必須“眾志成城”,集“集體之智慧”。作為拋磚,《保衛資本論》特設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專章,遂有此文?,F原樣貼出,以饗讀者。其后續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重建科學抽象法——從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方法論的意義、道路和行動內涵說起”(《齊魯學刊》2020年第1期P90-110)及“反思科學抽象法:解構與重建——《導言》和《資本論》商品章結構形成機理及機制轉換研究”(《海派經濟學》2020年第1期P151-171)。前者要旨曰:“新時代語境的方法論研究更重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批判內涵),而不是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體系建構),更為關切中華取象行動,而非單純邏輯抽象。”后者要旨曰:“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唯物辯證法的總形式或總道路是:始源規定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行動主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它決定我們在理解和運用科學抽象法上必須摒除邏輯公式主義和解釋學循環。”以上主旨說明方法論探究之樹常青,更多工作仍舊值得關注。

楔子

(一)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班固:《漢書·食貨志》)

(二)

“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孟子問)曰:“然。”(陳相答)“許子必織布而后衣乎?”(孟問)曰:“否。”(陳答)“許子衣褐,許子冠乎?”(孟問)曰:“冠。”(陳答)曰:“奚冠?”(孟問)曰:“冠素。”(陳答)曰:“自織之歟?”(孟問)曰:“否,以粟易之。”(陳答)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問)曰:“害于耕。”(陳答)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孟問)曰:“然。”(陳答)“自為之歟?”(孟問)曰:“否,以粟易之。”(陳答)“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以上是孟子難陳相之言)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陳答,以下是孟子破許子之言)“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孟子·滕文公》)

(三)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巿邪贏。(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四)

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谷多寡同,則價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孟子:《孟子·滕文公》)

(五)

楊朱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列子:《列子·楊朱》)

(六)

這樣,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作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后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并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七)

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是我們必須承認的最重要的貢獻。(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

(八)

還由于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例如,主觀主義者雖然承認歷史現象的規律性,但不能把這些現象的演進看作自然歷史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只限于指出人的社會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這些思想和目的歸結于物質的社會關系。(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

(九)

有人把抽象分析分為下向運動與向上運動,并把下向之運動叫作研究方法,把向上之運動叫作敘述方法。這種說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人看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敘述,只是慢慢地把價值論、貨幣論一一加上去的,似乎沒有顧到《政治經濟學批判》上所謂分析方法的全體,所以就輕率地稱下向運動為研究方法、向上運動為敘述方法。但是據我個人的見解,這種分法是謬誤,是不正確的,因為下向或向上運動本身,絕對不能單獨成一個方法,必然地要把分析法和綜合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地成為一種方法。像這種向上運動與下向運動的二分法,明明是不合科學原則的,因為研究和敘述是不能分立的……所以只有把下向運動和向上運動合起來的研究方法,才能分析并認識經濟現象;只有向下抽舍之后,更向上地漸漸加上去的方法,才是合乎論理的方法,才是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才能夠不但發現事象的表面體系和事象的內部關聯,而且使經濟理論的敘述合乎科學的原則,使經濟學理與歷史的事實相適應。(陳豹隱:《經濟學講話》)

重提二版跋

為《資本論》(第一卷)“作序”,馬克思有生之年寫有四個成型作品:按時間順序,分別是1867年7月25日的德文第一版序、1872年3月18日的法文版序、1873年1月24日的德文第二版跋,以及1875年4月28日的法文版跋。

【注:此文涉及這些“序言”的引用采自《資本論》第1卷,2004,第7-27頁

這里之所以高舉出二版跋,乃因其在馬克思方法論文獻中占有顯赫地位,以及人們對其中包含的特殊工作內容的嚴重忽略和不理解,乃至根本拒絕。例如,人們通常會記住《導言》第三節是講政治經濟學方法的,而干脆忘掉了二版跋,直至利用對前者的誤解來否定后者。舉一個例子說,“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在這個意義上,說財產(占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那是同義反復。但是,可笑的是從這里一步就跳到財產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財產……至于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財產形式下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還根本不是這里所要談的。”

【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第5-6頁

——在這里,財產的方法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它絕不是一個純抽象的概念。

(一)

我們先從后者說起。“第二版跋中,馬克思……把‘市民政治經濟學’(原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科學的和庸俗的兩類……但是馬克思對待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立場,并不是因為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因為這種經濟學的非歷史觀。”“不過,按照這一標準來評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存在一個矛盾。因為絕大多數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把現存秩序視為天然合理的。如果按照這一標準來評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包括斯密和李嘉圖經濟理論也應該是庸俗的。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自古典政治經濟學,這樣的評價會有損自己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基礎。于是馬克思提出了另一個階級觀標準,即經濟學(家)是否客觀公正地分析了現代階級關系,凡能夠做到這點的政治經濟學,‘它還能夠是科學’。”不過,“需要指出,在馬克思的雙重標準中,其歷史標準比階級標準更重要,其階級觀服從于歷史觀。所以可以理解,馬克思盡管認為古典經濟學能夠算作是科學,但并不排除他對這種經濟學所持的批評立場……科學經濟學是作為社會哲學的一種‘副產品’而問世的。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古典經濟學大都具有這種社會哲學的特點。從這種意義上講,馬克思對市民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性質的評判是有道理的。”結論:“這表明馬恩并不認為,存在一個像蘇俄馬克思主義中那樣寬泛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它的歷史不僅比市民的意識形態短得多,內容也褊狹得多,它只是伴隨現代階級分化從市民意識形態中產生出來的一小部分。人們后來所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不過是從‘市民經濟學’或‘中產階級經濟學’誤譯而來。在原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與這種市民思想體系相對應的是他們倡導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與蘇俄馬克思主義簡單化甚至庸俗化的階級觀不同,馬克思并不把市民政治經濟學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正像他也不把自己關于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稱之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一樣。”【注:沈越:《論古典經濟學的市民性質——馬克思市民理論再探討》,《經濟研究》2013年第5期

這一大段話是意味深長的,可圈可點。不過它否定了一個基本史實:經濟學研究上先后出現的兩座高峰是李嘉圖和馬克思。前者正確處理了市民的經濟范疇和市民的政治范疇,視之為一體的規定,不足之處在于認定資本是隸屬市民尤其市民政治的范疇;馬克思繼承前者的成就,批判性地從經濟和政治的兩方面把市民范疇發展為資本范疇,深化了對于一體規定的敘述與研究。因此,我們應客觀認識到,市民的規定及其批判對于馬克思的學說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

然而上述的意義廣泛、內涵如此豐富的“市民”,則不過指的是“小資產者”,形成的階級是小資產階級。其涵容生活,又本能地要反對“資產者”,就把平日的善良與內心的積慮一同捧將出來,形成向深處行走的一個話語要求、一個矛盾沖突。但“市民經濟學”是毫無根據的。按照此種觀點,一版序的表述:“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理論表白:“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這些要作何理解?!或者,上述觀點至少應該說明:為什么會是“市民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以及《序言》為什么要作這樣的表達:“市民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但是,在市民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注:在《保衛資本論》第一章結束處提起這些,其實,是指示我們要嚴格區分“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兩個術語。即:“顯然‘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經濟學意義上的術語被更嚴格地界定。在1840年前后,馬克思區別使用‘布爾喬亞社會’和‘市民社會’,并將后者作為更具概括性、更嚴格的術語。但在《資本論》中恰恰相反。他區別使用‘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時,將后者作為更嚴格的經濟學術語。”(植村邦彥:《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06頁)】

(二)

然而,這畢竟就是望月清司的“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世界史像,對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思想予以粗魯概述,徑直將之強制為“共同體-市民社會-共產主義”發展邏輯。對于這個規劃,盡管望月說的挺漂亮:

其一,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從本源共同體以后的人類史=世界史的積累出發去具體描述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中的過渡性邏輯的。同時它還是論證資本主義屬于未來就能為必將到來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創造客觀條件的歷史過程的理論。即它不是要解釋和整理過去,而是要預見未來。【注: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序,第5頁

其二,我們想把這一構圖置于這一肯定和否定相互轉化的坐標上。首先,我們是在小規模自由土地所有者的社會交往這一第一階段(所謂本源的市民社會)上來理解“市民社會”的……在資本家生產方式的統治滲透到市民社會的每個角落以后,市民社會變成了否定“共同體”,同時又壓制“勞動和所有的同一性”的“市民社會”。這是“市民社會”向“資本家社會”轉變的完成形式。【注: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第506頁

這里有唯物主義的發生學嗎?除了幾個黑格爾的詞語,恐怕一句也沒有。他的真實旨意其實是指明:

“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世界歷史最終要攀登的一個階梯。如果我們一旦自覺地選擇了這種社會=歷史認識視角,那么包括從本源共同體到更高層次的新社會(=未來共同體)在內,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反省和展望理論就會隨著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認識而不斷深化……我有意識地稱這種理論為“歷史理論”。【注: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序,第3頁

這不過就是商品生產一統歷史的發展的理論??即幕忉屃藶槭裁闯霈F以上情形的緣由。“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并不是在一部歷史著作的序言里給他的歷史觀做出這一表述的,而是在一部經濟學著作的序言里,在他的最宏偉的巨著《資本論》的先驅的序言里。”然而,“這一點豈不是證明了馬克思對他的經濟學成績的評價高于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嗎?”所以,“連他的某些擁護者也覺得《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結構的研究和說明要比唯物主義歷史觀更重要。”答案顯得不言而喻:“誰要是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沒有掌握唯物主義歷史觀,像安東·門格爾(Anton Menger)那樣,也就完全可以得到一種看法,把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說成對前人所說過的東西絲毫沒有補充什么新的成分,把他說成前人的剽竊者,因為他是知道前人的學說的。但是馬克思由于有了唯物主義歷史觀,恰恰沒有用倫理眼光去論證社會主義。他得到了一種信念,認為那些作為新時代的標志的新觀念是從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新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并且在這種關系里得到它們的實現條件。”“因此他認為現代社會主義運動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產兒,也就是說,是必然從工業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斗爭的產兒。階級斗爭在無產者及其代表和思想家的頭腦中釀成的那些社會主義觀念能不能得到實現,以及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實現,是依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條件為轉移的。”【注:考茨基:《唯物主義歷史觀》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8-9頁然而,這些都是望月的歷史理論所不能考證出來的。

二版跋顯明的“馬克思方法論”絕不是前面已有的那些表述(尤其《導言》第三節內容)的重新復述,仿佛再說一遍。實際遠不如此,是更加清晰化的表達和對行動訴求的明確?!秾а浴芬灾苯咏嫗槿∠虻呐蟹绞介_顯了研究對象,暗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發生學,整體提出學科發展工作路徑。在那里,馬克思并明示“科學”和“庸俗”的分野。一版序、二版跋對之予以顯形和定格化。馬克思生前公開發表的進行正面表述且明確帶有結論性的主題宣告的作品主要是這兩個文獻。所以,《資本論》二版跋是一部方法論著作。在以前的論述中,社會客觀批判整體工作形態還沒有完成。馬克思提示:“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社會客觀批判處在由社會主觀批判對自身建構的工作轉換中。在向目標進發的探索道路中,系統研究“六冊”計劃或者說綱要,是由“生產關系個別”向“生產關系總體”(資本一般)進發。

市民社會用語經過改造,成為商品經濟關系的同義語:“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而所謂“市民社會”,乃是“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第32頁

這種工作成果實現了對《法哲學原理》的徹底批判。【注:“斯密和黑格爾不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特征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特殊性放在‘勞動力’這種‘商品’買賣的特殊性中去把握。”“總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歷了殖民地統治的歐洲人帶入本國內部的奴隸制的一種形態。最初馬克思稱為‘市民社會’,后來改稱‘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歐近代社會,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的殖民式社會。”“他在19世紀40年代,把‘市民社會’變革的主體設想為無產階級,將取代‘市民社會’的新社會稱之為‘Association’。該用語是19世紀30年代法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表達從小規模的產業勞動者工會到作為全球化人類的團結聯合等各種含義?!墩軐W的貧困》與《共產黨宣言》在這一用語上加了冠詞‘一個’。由此可見,馬克思所描述的,是由多個‘生產聯合體’所組成的國家規模的‘一個聯合社會’吧。”(植村邦彥:《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06-110頁)】

可見,定格在《導言》和稍后的《序言》中的工作所完成者,正是歷史科學的劃界標準:正在成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科學”,而已完成歷史革命任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庸俗”。前者在進行主觀批判的同時也進行著客觀批判,后者的客觀批判已經讓位給無產階級的斗爭力量推動,從而需要一個更加封閉性的主觀辯護體系。

(三)

商品首章結構乃是對初版進行調整后所得。節目名稱也是這時候加進去的。之所以如此,是為了完竣批判工作,闡明《資本論》為社會客觀批判形態。因此對于二版跋而言,其尋求的不是領導范疇,而是社會客觀批判形態及其工作方法。馬克思從眾多的理解得很差的“互相矛盾的評論”中采擷出一種,作為主觀批判的結晶:“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并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借考夫曼之口,馬克思將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表述為: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于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

馬克思十分地“感謝”這位俄國評論者,正是他看出了自己對歷史發展的描述本身(歷史方法規定)在體系中居有的首要性地位與巨大的方法作用。而學科方法并不意味著只指向研究本身,同時涵括恰當的敘述規定。敘述形式是內置了對歷史的發展規定進行科學探索的闡述,即實踐化的批判的工作方法。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有人說,文本一經寫出,它即是死掉的東西。這是割裂文本和研究內容的見解。其一味將敘述描繪成“辯證的邏輯形式”,本身就孤立為“單純講述”。研究固然是探索社會客觀的發展,是進行范疇生產以形成認識的過程。所以,研究方法定格了邏輯規定的“本體”(源起和實踐狀態)。敘述是呈現認識范疇;中心工作似乎不是批判,而是發展認識形式本身。但只有純粹科學的工作企圖才進一步把“發展的形式”變成“形式的發展”??梢?,“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因此,“德國的評論家當然大叫什么黑格爾的詭辯。”“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面對資產階級眼光的各種指責,馬克思想要說明的是:“但是,對現代德國民族自由黨教授的著作的讀者說來,要裂開的是和腦袋完全不同的東西。”

(四)

研究-敘述的內容和形式的工作統合關系一經割裂,《資本論》即面臨嚴重“知識論問題”,要經歷各種“邏輯學考驗”。這些問題和考驗在于設立了資產階級意義的“關卡”。而對待那種純粹知識論的話語攻擊,馬克思的辦法是徹底宣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總括起來即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質在法國和英國通過歷史斗爭而明顯地暴露出來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在德國成熟起來,同時,德國無產階級比德國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更明確的階級意識。因此,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看來在德國有可能產生的時候,它又成為不可能了。”

“庸俗”二字,正是馬克思贈送給英法古典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項殊榮”。據此,它可作為自己夢寐以求之“科學標準”。因為去掉了“政治”(市民社會之政治即階級關系),資產階級即借機逃脫生產方式科學,執行沒有歷史生產方式基礎的資源配置研究;如此,亦能夠掙開生產關系的束縛,徹底走向自由主義的事業。

【注:“市民社會……可意譯作‘以個人為中心之社會’。從接下來的馬克思遣詞法上考慮,它的意思甚至是‘商品生產社會’。”(植村邦彥:《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17頁)】

所以,成其為純經濟學是后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集體愿望:

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鼓吹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做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鼓吹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當作最終的東西。這樣一來,科學究竟有什么用處呢?【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頁

馬克思如何逾越黑格爾——實現哲學

從主觀批判向客觀批判躍進,馬克思視黑格爾為工作地基。馬克思對待黑格爾作品和對待唯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從中挖掘有關于發展的思想材料和元素,認為與后者充滿著虛無不同,前者的辯證發展體系內含有歷史發展的實在元素。于是有了著名的批判性文本存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夾雜其間的《神圣家族》可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我清算”)。這樣,通過清理“理論”和“哲學”,就產生對真正歷史研究的需要。

【注:中國先賢老子依據中國古代現實,創造性研究了農業社會的勞心之道之德。黑格爾稱:“中國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當他們過渡到具體者時,他們所謂具體者在理論方面乃是感性對象的外在聯結;那是沒有[邏輯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沒有根本的直觀在內的。再進一步的具體者就是道德……但這類的具體者本身并不是哲學性的。這里,在中國,在中國的宗教和哲學里,我們遇見一種十分特別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其內容沒有能力給思想創造一個范疇[規定]的王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賀麟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第132頁)但黑格爾本人何嘗不如此。他乃是依據近現代之現實,創造性研究了工業社會的勞心之道之德。馬克思后來的工作則是對此種哲學觀的全歷史領域的實現,即全面研究了勞力和勞心之道之德,使之實踐結合。其實,勞心何嘗不暗合于勞力之道之德,治人何嘗不暗合于治于人之術。所謂立國若生民、治國若養民,“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稱:“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后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第72-73頁)

(一)

1859年正式發表的《序言》中,馬克思解剖了自己思想的產生過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第32-34頁

馬克思工作逾越黑格爾哲學之處是“實現辯證哲學”——找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上的歷史存在者。“維科認為人是歷史的不自覺的動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惡習才是歷史的活力……那不勒斯哲學家的這個神意和民間智慧的上帝依靠人的惡習和動亂來引導人們,它究竟是什么呢?馬克思回答說:‘生產方式’。”“什么是社會環境的最不穩定的、經常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發生變化、并且是社會環境各部分中最能動搖整個建筑的部分呢?馬克思回答說:生產方式。馬克思所理解的生產方式不是人生產什么,而是他如何生產。”“生產方式在野蠻人的社會環境中起著比較次要的作用;但是隨著人越來越多地把自然力引進生產的范圍,隨著人逐漸認識了它們,生產方式才獲得決定性的和不斷增長的意義。”【注:《拉法格文選》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13~322頁

二版跋中,馬克思則提及:在德國知識界的模仿者們“已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之際,而自己卻要公開宣稱:“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并且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因為,馬克思深信:“雖然黑格爾出于自己的誤解而用神秘主義歪曲了辯證法,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敘述了辯證法的總體的運動……只要使它重新用腳站起來,就可以發現它的完全合理的面貌。”【注:《資本論》法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第846頁

馬克思鄭重許諾:自己要寫《辯證法》,辯證法的真正規律在黑格爾那里已經有了,因此當下是注重其解放的邏輯。“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全部特點表現得最清楚和最純粹的地方,正好是在《資本論》……正因為這樣列寧才指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大邏輯’首先應當注意《資本論》。”【注:伊林柯夫:《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13-114頁

為此,列寧毫無猶豫地要告訴我們,“要義: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他甚至寫道:“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注:《哲學筆記》,1974,第191、410頁

(二)

在馬克思看來,斯密率先系統探索了商品生產發展(規律),沿著市民實際的社會發展的道路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人類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這是解決全部問題的基礎。它顛覆了黑格爾的精神理念和國家形式主導市民社會(商品生產關系)發展的理論。這是一種實現德國古典哲學的現實路徑,而實現哲學的路徑的現實性則不過表明這種哲學的應該去的地方,即在現實革命中消滅自身規定——消滅哲學。然而,人們對于創始人協力實現哲學的革命行動觀具有普遍的誤識:

其一,并不否認,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蘊涵著一般唯心主義的內容,尤其是在《邏輯學》和《自然哲學》這兩部著作中……由于恩格斯反復閱讀的正是這兩部著作,同時又深受費爾巴哈的一般唯物主義的影響,所以他很容易把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本質歸結為一般唯心主義。然而,馬克思在解讀、批判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時候,他的總體闡釋思路卻與恩格斯存在著重要的區別……馬克思關注的則是黑格爾的《法哲學》和《精神現象學》。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導言》(1844年)和《手稿》中的“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都是圍繞著這兩部著作而展開的。事實上,《法哲學》和《精神現象學》關注的都是人類社會歷史,因而蘊涵在這兩部著作中的主導性思想是歷史唯心主義……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語境中,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本質乃是歷史唯心主義……歷史唯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關心的焦點則是社會存在與意識、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

其二,(這就證明了)我們對恩格斯闡釋黑格爾哲學的總體思路的理解是符合事實的。恩格斯的總體闡釋思路可以概括如下:黑格爾體系的本質是一般唯心主義,把一般唯心主義顛倒過來,就是一般唯物主義,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正是一般唯物主義。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費爾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來批判、清算了黑格爾體系。他們與費爾巴哈的關系是:在單純自然界的范圍內,他們與費爾巴哈是完全一致的,但一進入人類社會的領域,他們成功地把這個領域與一般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了,從而在一般唯物主義對人類社會歷史領域的推廣和應用中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而費爾巴哈則成了歷史唯心主義者。

其三,(最終結果是)這一總體闡釋思路反映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思想的實際發展歷程……恩格斯是一個隱蔽的費爾巴哈主義者。【注:俞吾金:《被遮蔽的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74-75頁

其四,(歸根結底)當恩格斯把唯物主義歷史觀視為馬克思的偉大發現時,同時也等于說,“唯物主義自然觀+辯證法”屬于自己的專利……因為按照分工,他主要研究自然科學,馬克思主要研究社會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自然就是恩格斯的專利了??傊?,在恩格斯的潛意識里,下面這個結論是十分確定的,他發現了“唯物主義辯證法”,解決了自然觀問題,而馬克思則發現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從而解決了歷史觀問題。【注:俞吾金:《被遮蔽的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7-28頁

這種完全表面化的解讀把恩格斯當作橫插在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邏輯隔板,借割裂馬恩關系或排除“恩格斯創始權”名分把馬克思主義重新歸入哲學,陷入了不懷好意的工作神秘。畢竟,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一步跨向了歷史唯物主義,這種路線多半出于一種哲學、科學、歷史大混雜的路線考慮。其實,馬克思指認的要對黑格爾辯證法予以批判性改造的工作當然包括恩格斯的貢獻在內。盡管恩格斯確實講明了:“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1995,第349頁

并且謙遜地予以聲明:“請允許我在這里作一點個人的說明……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后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于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夠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于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同樣應重視恩格斯的這一強調:“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97,第34-35頁

這里明顯說,即使像狄慈根這樣出身的人也能夠引導我們去認真思考究竟什么是唯物主義。何況作為“偉大的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本人呢?

究竟什么是唯物主義呢?“同黑格爾哲學的分離在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義觀點而發生的。這就是說,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憐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系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系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義并沒有別的意義。”但是,“黑格爾不是簡單地被放在一邊,恰恰相反,上面所闡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辯證方法被接過來了。”【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97,第34頁

這里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了。

(三)

馬克思逾越的是這一點:“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會出現。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就是歷史所呈示的。這就是說,直到現實成熟了,理想的東西才會對實在的東西顯現出來,并在把握了這同一個實在世界的實體之后,才把它建成為一個理智王國的形態。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序,第13-14頁

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能消滅哲學。馬克思決心循著黑格爾的軌跡,按照批判的方式繼續推進這項工作,即實現辯證的、批判的哲學。

【注:相反,蒲魯東是把哲學看作某種永恒的理念,是不滅的類的生長物:“一個生來與世隔絕的人,本身無從產生上帝概念,可是,當集體思維告知他這個概念時,他馬上就如獲至寶地抓住不放,原因也在于此。此外,這個道理還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像中國這樣一個保守不前的民族也終于拋棄了神明的概念。”就是說,“中國人的傳統中還保留著某種大概消失于公元前5、6世紀的原始宗教的遺跡。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奇特的民族在拋棄自己的原始宗教時,似乎已經懂得神明并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人類的集體的我;因此,2000多年以前中國人流行的信仰已經達到西方哲學的近代水平。例如,《書經》上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道福善禍淫’,‘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詩經》上說:‘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孔子則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同樣的思想,他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說話人應該是孟子,語出《孟子·離婁》,原文是:“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這指的就是普遍理性,行天經世之道,或者稱為天啟?!兜赖陆洝肪驼f得更明確了。在這部扼要地論述純理性的著作中,哲學家老子始終把普遍理性與無限存在等同起來,名之曰‘道’。”蒲魯東依靠錯識——他不了解《道德經》是有關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最初的素樸統一的歷史發展學說,發表了對于“中國古代哲學”而言有啟迪意義的解讀性意見:“依我看來,這就是各種原理的永恒的統一性,而我們宗教的和形而上學的習慣是那樣深刻地把這些原理加以區別,以致使我們難于理解老子的這本著作。”(《貧困的哲學》,余叔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4-5頁)

這是實踐化的消滅哲學之路。【注:“去哲學化”的說法似是而非。馬克思所取消者并不就是哲學本身,而是哲學的作為認識論預設前提和充當方法論基礎的工作規定。對于哲學本身,則也不是一味否認它的學科獨立性,而是使它和科學一起并入歷史的發展規劃,充當方法論建設的學科基礎。一言以蔽之,實現哲學于方法論邏輯當中。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對剩余價值理論的轉化體現出這種思想。

“既然這種辯證法無疑是整個哲學的最新成就,那么,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爾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殼就是極端重要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972,第540頁

針對人類社會領域內的運動,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只有當整個現存社會和它的經濟基礎在實踐上完全被推翻、這種意識在理論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廢除的時候,這一斗爭才會結束。”【注: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等譯,重慶出版社,1989,第54頁

但庸俗之徒是試圖怎么做的呢?馬克思譏諷拉薩爾:“《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他想用這句名言解釋一切事物都向它們的對立面的轉化,他說:‘金變萬物,萬物變金。’拉薩爾說,黃金在這里就是貨幣(這是正確的),而貨幣就是價值。也就是說,是觀念的東西,是一般,是一(價值),而物則是實在的東西,是特殊,是多。他利用這一驚人的論斷,是為了……說明他在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中的發現的重大意義。每句話都有錯誤,但都是用驚人的自負的口氣說出來的。”【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46-147頁

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但不是純粹的思辨。恩格斯寫明:“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因此,“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1995,第489-490頁

這是人人能懂得的實踐生長的道理:

(1)物質生產除非具有社會形式否則就不會在歷史中出現,因為“沒有社會化(非社會)的人”,即使曾經存在過,那么在歷史開始時也已消失了。因此,純粹的物質過程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的抽象概念。內容不能脫離形式而存在,但這并沒有降低它的重要性。

(2)生產過程的內容并不難以理解,它就是它所表現出的樣子,而且不需要用科學來揭示它的性質。這不是說它不值得研究,而是說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科學??茖W只有在現實事物被表面現象所歪曲時才是適宜的。實際上,馬克思要求的是對內容,即對工業技術史的研究……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但)不應屬于經濟學學科,因為“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形式,而社會形式具有神秘化的特征,并且只有通過理論才能識破。理解內容非但不需要科學,而且關于它的基本真理,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自然法則”……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注: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段忠橋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22-123頁

人們如果熟知物質生產方式的內容,那么,生產關系從而社會生產方式的內容對他們來說,就不會是永遠也弄不明白的事體,除非對此熟視無睹。從而,如果說“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那么,“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97,第7-8頁

(四)

200多年前,斯密把概念歸并在一起;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意義:有時表示使用價值,有時表示交換價值。這種做法非但沒被拋棄,反被薩繆爾森之流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繼續地加強使用。這是學院派教授們對待科學方法運用的一貫做法和共同之點??墒?,信奉西方經濟學的人卻流行一句口頭禪:薩繆爾森之后究竟誰還需要亞當·斯密?

對此,誰又能說明薩繆爾森和斯密有什么不同呢?即使馬克思,也只能是反復地聲明:“因而,我不是把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把它們當作‘價值’這個抽象分裂成的兩個對立物,而是把勞動產品的具體社會形式分為這兩者。”“即這種研究是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而不是從空談‘使用價值’和‘價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因此,我們的vir obscurus甚至沒有看出我的這種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的分析方法,同……‘以言語掉弄舌鋒,以言語構成一個系統’……毫無共同之點。”“如果要對‘商品’這個最簡單的經濟的具體物進行分析,那就必須把一切不涉及這個分析對象的關系放在一邊。因此,就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所應該談的,我說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卻著重說明了使用價值即勞動產品在這里表現的特征形式,即:‘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這就是洛貝爾圖斯的‘社會使用價值’的根源。}因此,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性質……{相反地,洛貝爾圖斯先生卻把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變為‘社會使用價值’一般,所以是胡說。}由上可見,在分析商品時……把各種關于不屬于商品界領域的使用價值或財物的庸俗論述,如‘國家財物’‘區的財物’等等,或者還有‘健康’財物,等等,都‘歸并進來’,那純粹是胡說。”【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63,第412-415頁

看來對于這些“小學生”,馬克思贈送的話同樣只會是法文版序中的那些:“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于追求結論,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系,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這是一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一點……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這里難道還需要作更多的說明嗎?馬克思不斷努力,打破現有總理論的客觀界限,以便創造出能夠思考他的科學發現……馬克思的不斷努力和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是他在我們之前很久單獨地經歷的理論戲劇的組成部分。我們只是根據我們時代的某些跡象開始迷糊地意識到,他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問題,而且在長時期內是我們的問題,這一問題支配著我們的未來。由于孤獨,他在自己的周圍尋找同盟者和支持者。誰能責備他求助于黑格爾?我們應該感謝馬克思,由于他,我們沒有成為孤獨者。我們的孤獨只是因為沒有弄懂馬克思所說的話。我們必須在我們以及一切認為超過馬克思的人們中間譴責這種無知……甚至要感謝馬克思使我們看到了他的弱點、空缺和疏忽:這些弱點、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說明他的偉大,因為我們只能在重新開始他的逝世所中斷的敘述時,才能提到它們。【注: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225-226頁

如果需要再增添些什么,我們也許要在這里略微地書寫上馬克思的摯愛燕妮·馬克思的一些秘詞:

你可能認為,很少的著作能在較為艱苦的環境中寫;而我能書寫秘密的歷史,它將揭示出無窮盡的憂傷、煩惱和不安。【注:轉引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271頁

在進行上述闡述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同樣也著重聲明:“到現在為止,我們主要只是考察了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第88頁

所以,馬克思主義不是哲學命題,也不會是知識論上的工作命題。它不是任何純粹的哲學和科學命題。它始終是行動的工作者命題,從而只能是歷史使命的工作主義和工作方法?!?lt;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結尾處,馬克思這么認真地寫道: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第35頁

馬克思如何逾越李嘉圖——實現科學

馬克思贊揚李嘉圖:“他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當事人的確定關系的最確切的表現。”并且,“這里所說的‘一定社會中的生產當事人的確定關系的最確切的表現’就是指生產關系。”而甚至于說:“馬克思并不是以‘直覺的’或者說‘無意識’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及其結論的形式來研究生產關系的,他消滅了古典經濟學的對象,從而消滅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本身。”可見,阿爾都塞正確指示了工作路向:“馬克思的特殊貢獻并不在于他肯定和指出了生產的支配地位(李嘉圖已經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而在于他改造了生產概念,并賦予這一概念以完全不同于舊概念所表示的對象的對象。”【注: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196頁

阿爾都塞所提示的事件發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正是從這里開始,馬克思的工作發生了一次巨變:由主觀批判整體轉向客觀批判。在對客觀批判進行烘托的基礎上,馬克思把李嘉圖視為向社會客觀批判躍進的工作地基,“實現科學”從而具有了可能。

【注:歷史,除了歷史還將是歷史。就是說,為了完成社會客觀批判,最好由歷史(發展)自身來講話,讓材料自己去說話。如馬克思在《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中的處理,那完全是史的過程和材料分析;其實,《資本的流通過程》也是如此,如果在今天來寫,馬克思一定組織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的各種材料;此外,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也是盡可能地讓諸多作者去講話,而自己則少說話。每一步分析應依據典型發展狀態進行材料采集,這樣,存在不是自足的,邏輯也不會是自足的。這些是李嘉圖所無法想象和做到的。這也就促使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要這樣說:“物理學家為了認識自然過程,或者是在現象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時考察這些現象,或者是在盡可能保證現象按自身規律性展開的條件下從事實驗。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英國是這種生產的典型地點。因此,我從這個國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實和實例作為闡述我的理論的例證。”(法文版譯文)恩格斯則說:“為此,必須從大工業的歷史中,從它目前的現實狀況中,特別是從那個成為大工業發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業獲得典型發展的國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業;這樣就不會想到要把現代科學社會主義淺薄化,并把它降低為杜林先生的獨特的普魯士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1995,第648頁)

(一)

現在我們是在德國!我們在談論政治經濟學的同時還要談論形而上學。而在這方面,我們也只是跟著蒲魯東先生的“矛盾”走。剛才他迫使我們講英國話,使我們差不多變成了英國人?,F在場面變了。蒲魯東先生把我們轉移到我們親愛的祖國,使我們不由得又變成了德國人。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帽子,那么,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個英國人就是李嘉圖,一位銀行巨子,杰出的經濟學家;這個德國人就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一位專任哲學教授。【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第136頁

這是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講述“方法”一節的開場白。它所提示的背景材料中的著名人物是我們本章的兩位主人公。發現生產方式(歷史結構)——在規定上統一化存在的生長結構,馬克思實現了哲學,走上科學(實踐)之路。黑格爾則從唯心論角度把握住“歷史的現實”的“存在”(存在運動結構):“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非對象化,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做出結論說,“人同作為類存在物的自身發生現實的、能動的關系,或者說人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即作為人的存在物的實現,只有通過下述途徑才有可能:人確實顯示自己的全部類力量——這又只有通過人的全部活動、只有作為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并且把這些力量當作對象來對待,而這首先又只有通過異化的形式才有可能。”但是,“黑格爾把一般說來構成哲學的本質的那個東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學,看成勞動的本質……認為是哲學所做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學是絕對的。”

相反,李嘉圖沒有讀過多少歷史著作。“熊彼特說像李嘉圖這樣繁忙而注重實際的人根本就沒有什么哲學,他是對的。當我們說李嘉圖具有唯物主義的經濟思想時,并不是說他有意識地運用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現實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指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這種唯物主義特性。”但是,“李嘉圖唯物主義經濟思想的哲學方法論意義是我們必須加以關注的。因為,就理論的審視對象而言,后來的馬克思是和李嘉圖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即都是從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狀態出發的……李嘉圖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哲學意義在于為以下兩個哲學觀點奠定了思想基礎,一是客觀性的社會關系理論;二是客觀性的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的觀點。盡管李嘉圖本人并沒有總結出這樣的思想結論。”【注:唐正東:《從斯密到馬克思——經濟哲學方法的歷史性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第93-94頁

這樣講,固然有抬高李嘉圖之嫌,因為他畢竟不懂得所謂實驗室的條件不過是生產抽象的條件的代名詞,其由歷史提供。李嘉圖不懂得這些,也就沒有真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抽象概念,而時時混同它們。盡管如此,他仍然強烈地意識到了它們的實在性,并實際地加以了運用。

不明事理的蒲魯東盲目追崇黑格爾,更加地不懂得和誤解李嘉圖。原因是沒有弄懂主人公的工作實質。一方面,他沒從黑格爾那里繼承有真正的主觀批判精神,也就不能真正了解客觀批判;另一方面,他拒絕把經濟形態社會看作歷史生成產物,相反,同樣像李嘉圖那樣——自然不如李嘉圖,胡亂解說“矛盾”,捏造社會發展動力和自然過程,歪曲理性,把它們統一說成是純粹的構造。

(二)

經濟學家李嘉圖的方法是這樣的:“從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勞動時間這個規定出發,然后研究其它經濟關系是否同這個價值規定相矛盾,或者說,它們在多大的程度上使這個價值規定發生變形。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它在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同時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學上的不完備性,這種不完備性不僅表現在敘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導致錯誤的結論,因為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間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這種研究方法從歷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他向科學大喝一聲:‘站??!’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對這個制度的內在有機聯系和生活過程的理解——的基礎、出發點,是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規定。李嘉圖從這一點出發,迫使科學拋棄原來的陳規舊套,要科學講清楚:它所闡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疇——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和形態同這個基礎、這個出發點適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說來,只是反映、再現過程的表現形式的科學(因而這些表現本身),同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聯系即現實生理學所依據的,或者說成為它的出發點的那個基礎適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說來,這個制度的表面運動和它的實際運動之間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圖在科學上的巨大歷史意義也就在這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2-184頁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李嘉圖是資產階級特殊社會存在者(生產關系)的“發現者”。這是蒲魯東不能理解之處。

這種特殊存在者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典型表現是“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然而,李嘉圖把它們不是看成孕育在歷史生產方式中的社會實在規定和特殊發展關系,而直接看成一般社會的關系和一般發展的關系。李嘉圖顛倒了空間和時間的規定。事實上,“李嘉圖也離不開他的魯濱遜故事。”“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占有者的身份,按照對象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交換魚和野味。在這里他犯了時代錯誤,他竟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在計算他們的勞動工具時去參看1817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磥?,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注:《資本論》第1卷,2004,第94頁

從自然和抽象出發的結果就在于廢除矛盾規定,廢除一切有用的抽象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黑格爾把范疇(運動)看成是具有生命力的工作現象,即范疇是自我生產的。李嘉圖直接從抽象規律出發,不從歷史生產出發;它們的根本區別之處即在于一個設定預定的分析起點——通常稱為“邏輯起點”的規定,一個是歷史現實的抽象和歷史現實的具體的接合。猶如盧卡奇的自我工作檢討:

的確,曾試圖用經濟基礎來對所有意識形態現象做出解釋,但是,盡管如此,對經濟還是做了過于狹隘的理解,因為它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范疇,作為社會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中介的“勞動”被遺忘了……這也意味著,以真正的唯物主義觀點來理解的勞動與勞動者的進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消失。這樣,馬克思的這一偉大思想,“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就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所能理解的范圍之外。資本主義剝削就失去了它的這種客觀革命作用,下述這種情況也沒有被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2009,第11-12頁

結果是忽略了:

馬克思從《哲學的貧困》到《資本論》對古典經濟學提出的根本的責難,是指古典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范疇的非歷史的、永恒的、固定不變的和抽象的概念。馬克思認為,只有賦予這些范疇以歷史的性質才能說明和理解它們的相對性和暫時性。他說,古典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變成了一切生產的永恒的條件,他們沒有看到這些范疇是由歷史決定的,因而是歷史的和暫時的。“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恒的范疇……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注: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100頁

(三)

阿爾都塞恰當提出問題。但是進一步,他認為:“我們看到,這一批判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的真正的批判……如果說,把馬克思同古典經濟學家區別開來的全部差別可以歸結為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那么馬克思只要賦予這些范疇以歷史性質,不再把它們看作是固定的、絕對的、永恒的,相反,把它們看作是相對的、暫時的、轉瞬即逝的,因而最終隸屬于它們存在的歷史時刻的范疇就行了。但是這樣一來,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圖的關系就可以被看作是黑格爾同古典哲學的關系。正如人們說黑格爾是運動中的斯賓諾莎一樣,人們也就可以說馬克思是運動中的李嘉圖了。這里說的運動就是指歷史性。這樣又可以說,馬克思的全部功績就在于使李嘉圖黑格爾化、辯證化,也就是說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思考已經構成的內容,而這種內容僅僅由于歷史相對性的薄薄的間隔就同真理分開了。”阿爾都塞實際比李嘉圖走得更遠。猶如他帶有反思性質的自我工作批評:

只要沿著絕對知識的邏輯再向前邁進一步,思考以科學同意識相一致的現實存在為頂點和完成的歷史發展,并在這一合理的回溯中思考這一結果,就會把全部經濟史(或其它領域的歷史)理解為黑格爾意義上的從簡單的、原始的、初始的形式,例如直接存在于商品中的價值開始的發展,就會把《資本論》閱讀為全部經濟范疇從最初的范疇如價值范疇和勞動范疇開始的邏輯-歷史的演繹。這樣,《資本論》的敘述方法就同概念的思辨起源混在一起了。而且概念的這種思辨起源又同現實具體本身的起源,也就是經驗歷史的過程相一致。于是我們看到的就是黑格爾的本質。【注: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101、143頁

事實的真相是:如果不從歷史存在者出發,那么,李嘉圖所得到的“社會存在者”就只能夠是物象的社會概念和客觀知識。物質生產域內的階級(認識)是個社會主觀的工作規范和經濟范疇,因不同歷史發展階段而異,并帶有社會結構的個性色彩。由于堅持從物象出發,以物象的經濟抽象批判地審視經濟具體,李嘉圖所看到的階級概念必然是一個相反物:物象的客觀和歷史的客觀,他把它當作“社會知識”。

——事實上,李嘉圖只能這樣來理解,從而,他把資產階級的社會主觀知識(批判)當作“客觀知識建設”的一項事業來工作對待,即當作“社會的自然規律”。

——可見,什么是李嘉圖的科學方法呢?“李嘉圖的方法有三層:一是把經驗的表面現象與本質區別開來了;二是將本質視為不變的東西;三是其方法依托了更加概括的(可量化的)形式。在這里,李嘉圖抓住了以現代大工業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最重要的本質——物化和客觀化了的生產關系,并以這種新型的生產關系及其發展作為觀察社會歷史的全部出發點。”結論是:“這就使哲學歷史觀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才是馬克思1845-1857年哲學世界觀深化的真正方法論基礎。”其間夾雜了一些不當想法。第一,所謂:“資產階級社會大工業時代的李嘉圖的科學方法論是從斯密的……方法萌生出來的,并由此形成了一個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新層級:真正的科學抽象的方法。”第二,竟然據此說,“由斯密全面創立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最高點是李嘉圖,由李嘉圖在經濟學中達及的社會歷史觀的邏輯層面,才是馬克思后來1845-1857年科學思想革命的真實起點。”最后,這位作者先生想當然地認為,“后來馬克思已經意識到,李嘉圖的方法是一種面對社會歷史生活更加深入的社會唯物主義科學抽象方法。”【注: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第59-63頁

(四)

李嘉圖尋求抽象一般規律的方式是畢其功于一役。馬克思則窮其一生打破李嘉圖這種研究死結,致力于解放“抽象價值規律”。李嘉圖忘記了:“科學的任務正是在于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頁

對純科學予以否決的規定,乃是歷史科學。李嘉圖畢其一生的問題既為后繼的庸俗者們所詬病,又實際是所有對資產階級知識論著迷的人的工作通病,同時在科學性方面還是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研究者們的指南。例如,阿爾都塞勇敢地承認:“在馬克思的原文里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東西,是他與經驗主義和與黑格爾的徹底的雙重對立關系。與經驗主義相對立,馬克思證明知識不是從具體到抽象,而是從抽象到具體……與黑格爾相對立,馬克思證明從抽象到具體的這種運動不是生產出現實的方式,而是得以認識現實的方式。而在這整個論證里讓我著迷的地方,就是我們必須從抽象出發。”【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169頁

然而,阿爾都塞忘記補充一點:“根據馬克思的考察,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性真理和古典國民經濟學的真理屬于同一類型:它們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產制度之內是真理。作為這樣一種真理,而且只有作為這樣一種真理,它們才是無條件起作用的。但這一點并不排除出現這樣一些社會,在這些社會中,由于其社會結構的本質,其他一些范疇,其他一些真理體系也將起作用。”【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2009,第322-323頁

這中間玩弄的是對李嘉圖式的社會唯物主義的崇仰。但是,馬克思在這里查明和揭露的不僅僅是經濟形態社會的肌體,同時包括它的發育——具體形成過程。馬克思這樣形容這些工作內容:“要是這些壞蛋稍微有些幽默的話,他們會在一邊畫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另一邊畫上我拜倒在你的腳前。請看看這幅畫,再看看那幅畫,——他們會題上這么一句。但是這些壞蛋是笨蛋,而且將永遠都是笨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972,第515頁

馬克思把對實體構造的“非凡發現”和對愛妻的“忠誠”相提并論。因為,這種結構生長既然是一個歷史發現,那么,對于結構實體的把握就應當是牢不可破的;結構實體是客觀的,是一種客觀實在。資本一般的結構實體是它的社會存在,是歷史存在者的“社會實在性”。在這種意義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就毋寧說成是社會存在者。內容是實在的規定,運動則是內容產生的歷史條件(生長條件),生產方式就在上述含義上同社會存在本身的實在內容共存。

這些社會存在者具有不同的社會發展內容,從實體到形式到生活,無一不變換著它們的面孔。正因如此,馬克思強調說:“施拉姆先生對我的價值理論的理解是錯誤的?!顿Y本論》中有一個注說,亞·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和生產價格(因此更不用說市場價格了)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他本來從這個注里就可以看出,‘價值’和‘生產價格’之間……不能用一般的經院式的詞句來預先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449頁

單純的社會存在者只表達空間關系。社會存在者作為“歷史實體”(社會生產規定)、“社會形式”(再生產規定)、“生活形式”(生活過程規定),具有極不相同的時間上的發展內涵和空間上的社會品格。它們確實不容混淆。

這促成馬克思自己的表述:“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正是在這里,馬克思相反地譏笑資產階級工作者:“在所有的現代經濟學家中,巴師夏先生的《經濟的諧和》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癩蛤蟆才能搞出這種諧和的爛泥湯。”【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1976,第121頁

(五)

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說明:邏輯學之偉大在于“是精神的貨幣”,“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價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現實的規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現實的本質,——是外化的因而是從自然界和現實的人抽象出來的思維,即抽象思維。”然而,這不是客觀存在和客觀發展的絕對知識,更不能用“邏輯學”替換發展內容,用“邏輯結構”更換對社會結構及其發展內容的描述。好像蒲魯東說的,“‘歷史的敘述的方法’事事適用,它能答復一切和說明一切。”例如對他的同時想當資產者和人民的愿望來說,“特別是在要從歷史上來說明‘某種經濟觀念的產生’的時候,蒲魯東先生就會假定一個人,這個人向別人,即向各行各業中他的合作者建議去完成這個產生的動作,這樣問題就解決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第80頁

“可見,李嘉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學的合理性和巨大的歷史價值,另一方面,它的方法在科學上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李嘉圖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謬誤的結構,也是由此而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4頁

李嘉圖的方法給后世以社會主義信徒自居的他的徒子徒孫帶來很大的麻煩。“一方面,蒲魯東雖然對官方的經濟學家……整個集團進行了攻擊,但是他又懂得迎合他們的自尊心,因此同時又以粗暴的謾罵抨擊那些作為現代社會主義的先驅而受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另一方面,為了給只想闡明社會生產的真實歷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必須斷然同唯心主義的經濟學決裂,這個唯心主義經濟學的最新的體現者,就是自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蒲魯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001,第425頁

與此同時,阿爾都塞錯解歷史性同李嘉圖錯解規律性完全相同。他們——代表對科學癡迷的工作者——都是將歷史發展當作抽象的一般規定進行工作對待。也因此,馬克思深信:“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并且,“黑格爾和馬克思明白,他們的歷史闡釋只有在他們所處的時代才成為可能,他們決不會把他們的認識從根本上歸結于自己的遠見卓識,而是首先歸因于自己所處的得天獨厚的歷史情境。”【注: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批判到世界觀》,趙玉蘭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第9頁

于是,馬克思在自己的領域內進行了工作示范,從兩方面推崇黑格爾、李嘉圖,卻又強力批判他們的工作。【注:我們以中國的《論語》作者和《道德經》作者彼此間的工作關系比擬李嘉圖對黑格爾工作的實質性推進。黑格爾僅僅把握勞心之道之德,李嘉圖則試圖把握勞力之道之德,這是他的進步之處。馬克思指出,李嘉圖不足的地方是滿足了勞力之道之德的一般,并進一步試圖和“勞心(即資本)”之道之德予以混同,就犯了令讀者不可原諒的錯誤。但是,李嘉圖的工作畢竟為規律的系統發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馬克思揭示了“市”(商品生產與交換)的規律和“廠”(工廠制生產與交換)的規律的不同,以發展的視角將二者統一起來。據此,我們也能夠統一中國的“家”(家身份組織生產與產品分配)的規律和“國”(社會或國家身份組織生產與產品配置)的規律,說明它們的不同,并內在把握由其各自代表的生產方式與商品生產方式“相生相克的”運動關系。

結果,“辯證法被看作關于一切運動的各個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學。”結局是說,“一個這樣的規律可以在這三個領域中的兩領域中,甚至在所有三個領域中被認識出來,只有形而上學的懶漢才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個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第365頁

反思科學抽象法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歷史主義的取向,即“表地通天道春秋”(歷史-邏輯-歷史),而絕非哲學主義或純然科學主義的取向。有一種說法:“馬克思的這些論述向我們展示了概念的發展即從抽象向具體的過渡,也就是原則上抽象的本質內在性向可見的、可感覺的外在具體規定的過渡,歸根結底就是第一卷向第三卷的過渡。”【注: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221頁

但列寧要說事實不是這樣子的,“政治經濟學……不是根據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據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的精確研究。這樣,對歷史上特定的各個社會經濟結構所得的概念,就比較完整。”【注:《列寧全集》第4卷,1984,第2頁

抽象和具體的“擺放”不是公式主義、形式主義的。在摒除以思維方法掌握抽象和具體規定之錯誤性方面,我們必須堅持聆聽列寧的意見。從具體到抽象以及反方向的從抽象到具體,——且不論這是“具體思維形式”的運動,在理論的構造上亦不是能夠明確地把認識論與知識論劃開的一個說法。

【注:為什么不說“從個別到一般,從一般到個別”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能地要和知識論劃開界限,也就不能過分地玩弄一般、特殊、個別的邏輯游戲。要之,是需要認識到:科學抽象法在本質上應歸屬批判的方法,而且是認識批判的一種,以之為直接的理論建構的“工具”,是顛倒該種方法論的性質了。

可見,單是“內容顛倒”卻保留形式不變,無論如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茖W抽象法沒有脫離知識論建構(以知識統轄思想)的路數。它把馬克思和黑格爾重新牢牢捆綁在一起了,嚴重遮掩了馬克思革命的內涵。如果以之為跳板,最終將跳不出虛假的實證和虛有其表的批判之窠臼。

【注: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馬克思的整個的《資本論》中,抽象辯證發展與歷史具體物質現實之間的持續擺動,隨處可見。”所以,如果直接“把馬克思的方法說成‘從抽象到具體的進程’,那是無視了其中的豐富內容。”材料的生命說到底由研究和講述行動的內在統一所規定,“馬克思的分析一再離開歷史現實的表面進程,以便對這一現實必要的內在關系做出理想的說明。馬克思之所以能夠抓住歷史現實,就是因為他以一種真正資本主義關系的理想的、典型的內部組織形式科學地反映了這種歷史現實。他并沒有使他自己離開這種關系以便與歷史現實保持一個距離,他也沒有像唯心主義者那樣逃離開歷史現實。他離開的目的,是為了緊緊地、合理地占有現實。”(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馬清文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8-11頁)

(一)

以歷史為總領,思想史批判的高地——科學史——是很容易把握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依據自身的學科產生性質——作為自足的一門抽象科學,其發生史的運動分為兩個接續的發展階段:抽象發生前史和抽象發生史。相對自身的發展規定而言,前一階段處在“非批判”中,屬于前科學的潛在時期;后一階段處在“批判”中,屬于科學的顯在時期。資產階級由機械直觀的唯物主義的認識生產,逐步歷史轉向概念運動的唯心主義的認識生產,在哲學形態上,其精神成果恰好由康德哲學對于黑格爾哲學的工作轉換性所蘊涵。這是由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歷史形成運動投射到“科學”上所生成的邏輯,“從康德開始到黑格爾為止,試圖在方法論上實現一次徹底的革命。這個革命之所以未能完全實現,其重要原因在于他們把問題僅僅限制在純思想的范圍內……正是在這一方面,黑格爾步入了誤區,他把辯證法變成了概念辯證法,結果陷入到概念的神話中。”【注:孫伯鍨:《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76-78頁

科學抽象法的邏輯學精髓(所謂具體-抽象-具體的概念邏輯的認識范型及與之契合的研究-敘述的路線構造)看來可用這句話概括之:“使李嘉圖黑格爾化、辯證化”。這當然是對于存在和存在者工作關系的嚴重顛倒。一句話,這種思想史批判的方法論總結折射出這一認識:資產階級學者包括古典哲學家,他們試圖集體忘記真正的范疇生產。

生活實踐從具體存在(具體存在的事物)出發,然而,這不是認識的形成。伴隨有理論范疇生產的社會認識形成,乃由存在者出發。因為,以存在者把握存在本身,把握認識形式,形成與存在者契合的工作思維,這是主觀和客觀的逐漸切近與磨合。難道能夠從一個個孤立的存在直接推導出存在者的規定嗎?至于復又在存在者范疇上推導存在(者)客觀形式(客觀工作現象)的說法,就更為荒唐,仿佛認識是邏輯演繹結果,這不是一種工作臆想嗎?從具體(規定)引出(規定的)抽象,復又從抽象(思維)中引出(思維的)具體,變戲法似的,的確是物質之臆想、精神之臆想。存在到存在者是實踐活動,存在者到存在是認識生產活動;兩個活動是時空交疊的,又是“同時的”,是工作合一的總體發展過程。我們從語言上、甚至從認識上將“存在者”生產出來,并不意味著具有了確定性的內容;恰恰相反,它的內涵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一句話,存在把存在者烘托出來,存在者必然融合在存在(規定)中。將存在予以孤立的工作目的,乃是試圖消除對存在本身的合類性的研究,工作詆毀存在者(規定),直至否認它的存在性。而能夠達到終極的目的:秩序不是由發展形成的,反過來,人們倒可以說,發展是由秩序造成的。這是資產階級理論手法的全部目的性。它掩蓋一切真正的發展(規定),力圖把發展說成是秩序的發展,從而活動本身就是目的;活動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這就是秩序(理論)——例如各種契約(理論)——的全部內容。物象法作為一種科學認識上的構造,其工作意蘊大體如此吧。

馬克思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三節概述資產階級科學物象法的內容,被誤解并改造為“科學抽象法”。其實所謂“科學抽象”(即范疇的方法),絕不是肯定什么抽象知識,乃是消除概念的無由來、無根據以及全無歷史之內涵,以揭明存在者真理。列寧指出,黑格爾對康德的駁斥是完全正確的:

思維從具體的東西上升到抽象的東西時,不是離開——如果它是正確的(注意)(而康德,像所有的哲學家一樣,談論正確的思維)——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自然。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并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路徑。【注:《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2009,第135頁

對資產階級社會思想方法(思維形式)的批判被當成直接的思維建構,繞過了客觀研究過程。“從形式上看,黑格爾的方法和馬克思的方法有相似之處,都是把總的方法區分為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邏輯方法),都是主張研究方法要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從現象深入到本質;敘述方法要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本質回到現象。”【注:劉炯忠:《馬克思的方法論與系統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第65頁

本質下降為=抽象,本質的現象下降為=具體,結果,一個思想自主的范疇加工體式替換了實踐化的范疇生產與范疇批判。這是以唯物主義形態招牌打出的思想者的真正意義的精神體操。同時掩蓋了歷史存在者與社會存在者的工作結合關系。就是說,憑借這個抽象和具體思維游戲,人們不知道如何安置生產方式,即應當在什么位置、地點安放生產方式(規定),以及研究對象中究竟指物質方式呢,還是指社會方式呢?畢竟,馬克思的“工作流程”并未指出過和詳細說明這一點。

(二)

不過,生產方式發展確實形成客觀結果——它的思想形式(思維),形成“知識論”。“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第一條道路”大體上是說李嘉圖以前的經濟學;“第二條道路”則是說黑格爾和李嘉圖的工作思維,這對于科學是合理必要的(就主觀批判而言),但如果直接上升為客觀批判(工作方法),不免落入“臆想的精神體操”。

【注:今日的經濟科學論文大都這么來做:先是文獻綜述開道,從中引出“思想”,所謂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即“占有”前人成果。其實這里僅完成思想史批判。大多數論文甚至連這一點都沾不上,綜述變成不靠譜的人物薈萃。殿后的則是模型和計量。有的以“思想”為基礎進行直接演繹,有的根本與“思想”無關,是與經濟史或經濟現實相關嗎?也不一定的??傊?,主觀批判是不健全的,客觀批判是一團糊涂的,兩者沒有任何內在關聯,——兩張皮、兩套體系卻合成一篇篇“高質文章”,這可以說是目前整個經濟學寫作界的工作現狀。

“因此,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絕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反過來,即可以說馬克思自己的真實想法是:“我們的學說并不妄想通過抽象的方法揭示出某種偉大的計劃或想法……這個學說同達爾文主義類似,達爾文主義也是一種方法;這個學說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適用于現代的、有利于謝林及其戰友的結構和結構性自然哲學的再現。”【注:拉布里奧拉:《關于歷史唯物主義》,楊啟潾等譯,人民出版社,1984,第77頁

“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就像馬克思的批評者考夫曼說的:

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傊?,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它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于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

但是,非實踐化的后繼的抽象研究者只繼承馬克思顛倒黑格爾工作形式的一面,從而僅滿足將唯心主義知識論“革命性地”改造為唯物主義知識論。“新康德主義者……企圖歪曲馬克思關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想的實質,把這種方法說成是對現成的,似乎純粹由歸納而獲得的結果從文字上加以敘述的方法。”伊林柯夫對此做出兩點工作辯護:

第一,“自然,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最清楚地表現在馬克思系統地‘敘述’理論的著作里,這些著作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但是這絕不是說這里的‘敘述’從方法的角度來說根本不同于‘研究’,不是說馬克思進行研究時所使用的方法是同他闡述‘研究結果’時所使用的方法是截然對立的。如果情況是那樣,那么對‘《資本論》邏輯’的分析對于理解馬克思的研究方法……便根本不可能提供任何東西。這樣一來,《資本論》只有在敘述現成結果的文字處理方面還有些可借鑒的地方。”

第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本身決不只是一種敘述現成的,事先以某種別的方式獲得知識的方法,而馬克思學說的修正主義者們,即用平庸的新康德主義精神來歪曲《資本論》方法的人們曾不止一次企圖把事情說成正是如此。例如,魯·希法亭就是這樣解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叫做演繹法,并對這一方法作了極為片面的解釋,從而否定了它作為研究現實中的事實的方法的長處,僅僅把它說成是系統地敘述現成知識,即仿佛事先應當以其它方式,也就是以歸納方式獲得的知識的一種形式。著名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卡爾·倫納在他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一書的序言里也作了相同的論述。他把《資本論》中運用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實質說成是馬克思在他那個時代所沾染上的‘德國哲學家的敘述手法’……因此倫納認為恰當的做法是用其它手法來‘敘述’馬克思理論的內容,這就是‘從直接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把它們系統化,然后逐漸上升到抽象概念的層次’。這就是歸納法。倫納認為,在這種場合敘述的手法會和研究的方法相重合,而在《資本論》中他認為兩者是互相矛盾的。”【注:伊林柯夫:《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8-109、131-132頁

敘述不過是求內容和形式的邏輯統一。但是從“抽象的一”出發,必然具有邏輯狂想:抽象僅成為較少規定的社會存在,具體則成為較多規定的社會存在形式,并且,抽象的少要被義無反顧地邏輯演繹為具體的多。這里具有努力借鑒與工作模仿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強烈愿望。“但是,邏輯反映歷史的情況卻不相同。由理想氣體到真實氣體的過程,是一個從思維中抽象的模型到具體現實的過程,卻不是對象的歷史過程。即使在常溫常壓下與理想氣體性質相似的氣體到高溫低壓下氣體的過程,也不是自然史的一個永恒方向的反映??梢哉f這個邏輯行程沒有與之對應的歷史過程。而《資本論》則不同。例如,‘商品按照價值或接近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要求有一個低得多的階段。而對那種按照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來說,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卻是必需的。’也就是說,在從理想商品到現實商品的邏輯行程中,它還對應著歷史上商品本身發展的過程。”【注:張小金:《<資本論>與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49頁

問題出在知識論身上,因為,馬克思的作品從來不是什么“唯物主義知識論”。這造成對抽象和具體工作關系的無盡糾結。

【注:對事物本身而言,具體和抽象總是統一的。因此,“從抽象到具體”這一黑格爾式的哲學術語恩格斯確實未曾提到過。要說馬克思明確把它確定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定是夸大其詞的。要之,這里提前進入一種批判。按照“新科學實證主義”觀點,在馬克思那里,從抽象到具體的概念運動的形式便轉化為:先選取處于最發達狀態的典型具體作為對象,置于科學實驗室的純粹狀態,揭示本質的關系和屬性,是為“原理”;爾后,在常規條件下運用“原理”,說明其特殊存在形式,以從原則上把握現象,說明它的各種具體情況。這被稱為黑格爾邏輯學與近代科學精神的結合,謂為“馬克思的精髓”。但是,所選取的對象僅僅是“認識對象”,其基于“科學實驗室的純粹狀態”得到的本質乃是“認識本質”。至于認識對象的“如何來”,是付之闕如的(好像可以就此閉口不談的)。對認識本質的“預設”則已經是背離了馬克思的方法論思想。錯誤之處在于胡亂理解馬克思的“實驗室”(抽象規定的代名詞)條件,將其作為純然的認識條件,嚴重忽略了生產環節。實際上,這是把黑格爾哲學“形式”和近代科學“精神”不恰當地融為一爐,當成前提和公理預設了,掉入了假說的圈套。

最終,恩格斯做出科學論斷:“用世界上的一切歸納法都永遠做不到把歸納過程弄清楚。只有對這個過程的分析才能做到這一點。——歸納和演繹,正如綜合和分析一樣,必然是屬于一個整體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第335頁

邏輯的方法工作服從于歷史的方法,使敘述最終溶解在研究中,這是解決關系無盡糾纏的根本途徑。一句話,敘述離不開研究,它們從來是工作結合的統一體,馬克思運用這一對術語表達認識生產可能性的全過程,據以規范理論構造。資產階級知識論體系的錯誤根源恰恰在于試圖打破這一點:一方面,離開歸納進行演繹,或一味地滿足于邏輯圖式的解析,或一味地進行知識綜合,其工作目標也不是立足“合理詮釋”,而是將抽象加以認識歪曲,推至“極致”,這就將分析(能力)嚴格弄成認知能力或知識積累的增長;另一方面,就抽象的內容而言,則是極其非現實的、離開具體的,因而本質上是“非抽象的”(并不反映資本主義本質特征)。邏輯實證主義、科學實證主義從來是這種知識論的基礎。所謂“實證”,并非指向歷史發展規定——內容本身,乃是把內容邏輯化,乃是貼近現象學的形式邏輯化。其進行的數據檢驗嚴重缺乏調查基礎,數據更多情況下帶有“主觀度量”性質,且一律由數據庫技術工作支撐。

(三)

可見,避免將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邏輯化,走出抽象幽靈的途徑是堅持范疇由存在者(規定整體)生產;所謂“科學抽象”,不能算是對任何認識程式的直接指認,所謂“認識程式”,亦只能取決于批判工作的性質。因此,生產關系實體的歷史運動不能直接說成是邏輯運動;同樣,實體在構造上當然也不能說就是“邏輯的”。如果那樣的話,好像是說:“科學就是對現存事物的理論的和系統的知識。”“經濟學家盡一切可能把這些觀察成果分門別類,描述了各種現象,指出它們的變化和相互關系;在某些情況下也注意到他們稱之為規律的事物必然性。這一整套可以說是以最原始的社會現象為依據而建立起來的知識,構成了政治經濟學。”“因而,政治經濟學自認為是一種科學,也就是說,是一種對經常的和必然的事實進行推理而系統化的知識。”【注: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余叔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40-46頁

這意味著,歷史存在者生產價值(形式)的整體運動,而社會存在者生產價值的構造或構造的運動,抽象和具體只是結合在存在者規定當中的特定的工作內容。“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范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關系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交換價值只能作為一個具體的、生動的既定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系而存在。相反,作為范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如此,保存科學抽象規定從而“唯物主義知識”的恰當方式是:把抽象和具體還原為“存在生長”規定。這樣得出的結論運用到商品社會的分析上則是,歷史存在者的生長恰恰可算是具體的:“它決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系。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里,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分發展。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社會存在者的元素存在(結合)倒是抽象的:“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范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復——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絕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第19-21頁

資本在時間上的演歷過程屬于具體,它的空間擴展倒是屬于抽象,這給人一種感覺:范疇的組裝是由抽象決定的,因而是“邏輯上升”運動。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如此地推進,那么第四卷呢?理論部分被說成是單純的歷史的敘述的邏輯認識,爾后被說成是邏輯敘述;歷史部分被說成是單純的邏輯認識的敘述的歷史,爾后被說成是歷史敘述。

【注:“從狹義上講,《資本論》就是指理論部分的三卷?!顿Y本論》的邏輯結構,主要指《資本論》理論部分的邏輯結構。”(洪銀興等:《<資本論>的現代解析》,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第20頁)

一切都顛倒了。但是,“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人們——不論這些反對者是不是他們的同行——責備他們把聯系著的東西粗野地割裂了,這些反對者或者同他們處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們……說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考察。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里的問題是要對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第7-8頁

“經濟學家肯定說,應該存在的事物現在已經存在了;社會主義者們則認定應該存在的事物尚未存在。”【注: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余叔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41頁

“李嘉圖從一切經濟關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來解釋一切現象……蒲魯東先生只是完全憑任意的假設再度發現了李嘉圖的這個公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第93頁

這些陳述無一例外地忽略了抽象過程的范疇組裝乃是依照資本客觀批判程序進行的。運動是具體的,構造是抽象的,這就是抽象和具體的結合。這是黑格爾不懂得具體如何產生的寓意所在。

也就是在這種場合,海德格爾成功地完成了對于馬克思的“再度顛倒”,重新釋放出康德的知識幽靈和黑格爾的邏輯幽靈。時間再次被解說為空間生長的規定,是空間自我呈現的具體規定。這是現象學狡計。“對于商品價值是‘抽象的人類勞動的結晶’這樣的馬克思價值論的這個‘基本命題’,馬上可以產生一連串的疑問:區別于具體的有用勞動的‘抽象的人類勞動’究竟是否存在呢?這樣的代替物凝結起來形成價值的實體等等這樣的事情究竟能否實現呢?馬克思的主張難道不是與‘這支具體的有用的鋼筆劃線條,抽象的鋼筆寫字’這樣的說法同樣荒謬嗎?”所以,“如果將‘抽象的勞動’這樣的規定僅僅看成邏輯的抽象的話,也就是說,如果將之看成從現實的人類勞動中舍棄了具體規定的殘渣的話,可以說,即使承認了那樣的人類勞動,那個被對象化的東西充其量只不過是‘抽象的一般的使用價值’而已,那最終不足以構成價值。”廣松涉“正確”指明這個疑惑之后,目的卻是一步導向上述路線:“然而,馬克思所說的抽象的人的勞動,并不是那樣的邏輯的抽象。那是‘每天實際進行的抽象’,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常人(das Man)不是從現實的人當中通過邏輯舍棄而被取出來的抽象人(das Mensch)一樣,在商品生產已經廣泛普及的社會中,勞動者可以說是照應化為常人或者勞動者(das Arbeiter)的現實事態的東西。”以致,“這樣一來,無需贅言,‘價值’雖然儼然是‘客觀’的對象性,然而它既不是實在物,也不是形而上學的實在。‘價值’最終與哲學家們用‘意義的第三帝國’‘價值領域’等等這些話來稱呼的東西,與洛采的有效(Geltung)等等在存在性質上是相同的。馬克思暫且在‘價值’這樣的商品世界的相面——用在(上手)所無法完全把握的商品世界的不真實的對象性——將有效以‘抽象的人類勞動’的客觀化-客觀的對象化(Objektion-Objektivation)這樣的規定予以積極地把握。”【注:廣松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彭曦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139-141頁

可見,抽象勞動當然不是對具體存在的抽象,不是任何的思維抽象意義的存在,好像能夠“把社會看作一個理性存在,或者說得確切一點,看作一個用以表示人類集體的抽象名詞。”【注: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余叔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第41頁

抽象勞動僅僅說明抽象空間乃是勞動自己的空間,是勞動在發展中所采取的一個歷史形式。這是存在者自己的抽象規定,始終是一個實在的歷史規定,絕非認識生產上的腳手架。相應從“商品”出發,乃是為了建立批判根據:拒絕自足的存在,發掘存在者規定。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決定研究必須從對商品的剖析開始。從而可以想見,通過一番反思活動,廣松終于承認,“如果是那樣的話,成為價值對象性的東西,難道不是虛構的東西嗎?難道馬克思最終不是站在唯名論的立場上嗎?”然而,“‘價值’絕不是完全獨立于人而存在的‘意義的第三帝國’,也不是在‘本質直觀’中被把握的自在的對象性。”【注:廣松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彭曦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145-146頁

許光偉 | 《保衛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附識】我們這里需要對“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批評做一回應。發生學的解釋通常是“系統決定論”,它涵容了以生產方式為中介的學說和結構主義路徑的研究,但與本體論邏輯推理無關。盡管如此,對完整說法的尋求似應回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謂: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說的是矛盾發生的系統性特征,因此,這種歷史發展強調的是“生產力系統”和“生產關系系統”的整體互系作用:矛盾作用發生于系統的層面,系統以自我構造為前提,以歷史發生為基礎。這是把社會變革的動力牢牢鑲嵌在生成論基礎的規定當中了,產生動力變遷裝置: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整體看,這就是“社會的形成”,同時是矛盾作用持續地發生、機制地社會存在,一句話,生成滲透于變遷之中。依照馬克思的話——“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者是生產系統的內部作用結果,一者是“生產關系”系統內部作用的結果。政治經濟學集中于生產關系之系統特性的社會歷史的考察,就把握住了生產方式變遷的整體性、有機性,同時不失“物象批判性”,使生成論的考察具有了明確的歷史方向性。這樣,馬克思得以用簡潔的語言闡明有關于人類生產制度形成和變遷原則的工作內容:“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是策略性的描述,中間省掉的內容,就是“有機生產方式的變遷”,即歷史生成論之系統發生。而導致這種說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判語·表通詞】瑤臺不是雪,何來思紛紛?絕地天通毀人心。在人喚作道,在道喚作天;天上修成道,人間重實施。離離財產客何用?天教地化,不即身份誰主庸!周公存史責,總理體用心,行動萬重。資治圖強,立教為功;天通地通,神學宗教影無蹤。理異心殊,捍格抵牾;族有源,家有通。天人合一作歸宗,一變,兩變,頃而無窮。學科合,科學隆,自然社會說貫通。價值比附亦人心,生生不息即自然。待收拾,從頭越,射天穹!

【作者: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本文載《保衛資本論》第六章,2017年修訂版,第123-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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