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庸俗化了的數理理論經濟學

經濟學界的庸俗化和媚俗化風氣還表現在理論經濟學對數學的濫用。其實,形式邏輯和數理模型是現代經濟學進行理論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在現實的應用過程,工具卻成了價值,形式替代了目的;在這種情勢下,眾多經濟學人就越來越沉迷于“我向思考”式的邏輯游戲,這不僅導致了數理經濟學的勃興,而且還導致完整的經濟學理論研究被割裂開來。特別是,在商人心態的主導下,這種研究取向在中國學術界發生了蛻變:大多數經濟學人根本無力在數理邏輯或模型構建上所有創新,而通常只是機械地搬用(最多是對變量做些調整)西方學界的數理模型來講述中國的故事。正是這種庸俗化的數理取向,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似繁榮,但并無實質的理論進步;相反,經濟學理論與現實越來越相脫節,乃至成為一種“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體系。

【本文為作者朱富強向察網的投稿】

朱富強:庸俗化了的數理理論經濟學

一、引言

一般地,任何理論尤其是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是源于各種知識的匯流和聚合,從而具有明顯的漸進性;進而,這些知識得以綜合和提煉的經手人就是學者,因而學者的基本旨趣就在于“為往圣繼絕學”。顯然,作為一門致用之學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尤其如此,其理論研究和發展都需要以人類所積累的各類知識為基礎,是基于人類所有知識的契合和“演進”。相應地,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者不僅需要非常深厚的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知識素養,而且還需要具有非常廣博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知識素養。不幸的是,自邊際革命以降,自然主義的先驗思維逐漸主導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它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熱衷于對現象的解釋而不是改造。相應地現代主流經濟學就拋棄了古典經濟學大師如斯密、馬克思、穆勒等在經濟分析中實際使用的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而形成了這樣的基本研究傾向:幾乎舍棄其他學科以及自身前輩的智慧而在一個封閉系統內依據一定程序作抽象而靜態的邏輯推理。

就現代主流經濟學而言,它走上了兩條與現實相脫節的道路。(1)一些經濟學人片面鼓吹經濟學的客觀性要求,從而導致計量經濟學的偏盛;同時,這種研究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引導假定下做些細枝末節的驗證而無法得出一般性理論,從而滋生出“道中庸而極不高明”的實用主義傾向。(2)一些經濟學人則局限于“我向思考”式的邏輯游戲,從而導致數理經濟學的勃興;同時,這種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系列非常不現實的假說下作純抽象的邏輯推理而無法應用于現實,從而產生了“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的形式主義特質。問題是,作為一門“人”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往往也被視為一門難以進行實驗驗證的學科;因此,即使基于回歸分析的實證不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從大量的具體經驗分析中通常也無法獲得一般性的結論。相應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就主要體現在邏輯關系上,并直接表現為數理模型的推導。德布魯就曾寫道:

【“因為沒有一個足夠可靠的經驗基礎,經濟學不得不遵守邏輯討論的規則,而且必須放棄那些具有內部不一致性的工具。如果某種演繹結構中存在矛盾之處,那它就會變得毫無用處,因為從那個矛盾當中可以完美并直接地推導出任何命題。”[①]】

問題是,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是否等同于形式邏輯的一致性?與此相關的問題:現代主流經濟學所預測的那些社會經濟現象確定性地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嗎?

其實,當數理邏輯用于工程學領域的分析時,具有很強的嚴謹性;但是,當它用于具有能動性的人類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經濟現象時,就顯得不嚴謹了。究其原因,任何個體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會性,從而不會像“棋牌上的棋子”那樣任人擺布,也不會像理性經濟人一樣固守先驗的最大化原理。這意味著,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注重的數理邏輯與實際行為邏輯并不相符,由數理模型所獲得的一般性結論往往只是公理性的邏輯游戲,而與現實生活相差甚遠。關于這一點,霍奇遜就寫道:

【“翻開任何權威的主流經濟學雜志我們都可以證實,現代人探究模型特征的偏好,要遠甚于探究現實特征。其隱含的研究程序大致如下:由于這個世界凌亂而復雜,首先有必要為之建立一個簡化的模型,假定世界就是這樣一個模型。然后對此模型進行討論,甚至可能不再涉及現實世界。如果必須涉及現實世界,就對其預測的準確度和揭示能力提出一些辯護性的主張,通常不去理會那些完全相反的解釋或模型。畢竟,以自己選擇的假設為基礎,展示數學的威力當然要容易。這樣,一個人不必過多地卷入現實的混亂和無序之中,就能獲得經濟學家的頭銜。然而,其結果可能意味著經濟學家在嚴謹之中變得與現實無關,在精確之中形成錯誤。形式主義成了逃避現實的手段,而不是幫助理解現實的工具。”[②]】

當然,在西方學術界,當前大多數經濟學人之所以選擇數理的研究道路,并不是因為它具有“實質性”的理論嚴謹性,也不是出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目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相反,主要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因素:(1)在社會文化方面,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先驗思維本身就強調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隔離,其研究目的僅僅在于構建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體系;(2)在歷史背景方面,西方社會的社會制度已經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大致完善,因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發生了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變。然而,當前中國社會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卻遠不同于西方社會:(1)在社會文化方面,中國強調的是“知行合一”以及“學以致用”,要求理論能夠解釋和指導現實,學者們正是遵循經濟人的教導而選擇學術取向的;(2)在歷史背景方面,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癥結在公共領域,需要理順公共領域中混亂的制度和關系,學者們正是基于數理邏輯分析對現代問題開出種種處方。結果,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弊端在中國經濟學界就更為嚴重,不僅導致數理分析的嚴重庸俗化,而且還嚴重誤導了社會實踐。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經濟學人的狹隘知識結構和功利學術風氣。因此,本文就此做一深入探討。

二、經濟數理模型潛含的邏輯缺陷

一般地,數學通常以兩種方式被應用于經濟學:(1)從形式邏輯上推導和表述經濟理論,主要用到代數、微積分、差分方程與微分方程、線性代數和拓撲學等,由此發展出了數理經濟學;(2)從量上來檢驗經濟學假設和經濟理論,主要用到多元回歸分析等計量工具,由此發展出了計量經濟學。顯然,純數理經濟學主要關注抽象的數量關系并由此獲得理論模型或結構,這些模型或結構往往不完美地以具體細節的豐富反映現實;計量經濟學則關注數值測度并由此獲得計量模型或結構,這些模型往往被設計成可操作的和可測量的而易于進行統計檢驗。事實上,正是由于數學的滲透,它就像過去控制自然科學那樣控制經濟學,并經經濟學方法的傳播而進入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從而使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界定開始變得模糊。相應地,數理經濟學以數字概念、符號、方程、圖線以及數學方法等應用于經濟學分析或表達和提出經濟學原理,并聲稱要使經濟學成為和自然科學一樣的一門準確的科學;同時,數理經濟學把交換當作應用數學方法的出發點,將交換視為兩個商品量相互關系的一種現象并將交換的成立視為這一關系的相等,從而將研究對象集中在各經濟事物的數量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上。

(一)經濟學的數理化歷程

數理經濟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被稱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的威廉.配第,18世紀的瑞士數學家伯努利、有“意大利的斯密”之稱的經濟學家貝卡里亞也被熊彼特認為是數理經濟學者。數理經濟學的真正興起則源于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主要由德國的古諾和戈森、法國的瓦爾拉斯、英國的杰文斯和埃幾沃斯、意大利的帕累托以及美國的費雪等共同推動;其中,瓦爾拉斯又被稱為數理經濟學的真正創始人,而古諾和戈森等則是數理經濟學的主要先驅者。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數理經濟學和微積分、集合論、線性模型結合在一起,同時,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又促使與數理經濟學有關的經濟計量學得到迅速發展,它反過來又推動數理經濟學繼續前進。正因如此,數學在現代經濟理論中的應用就越來越廣泛,數學方法的運用幾乎遍及經濟學的每個領域。事實上,目前數學分析已經成為研究經濟問題所不可或缺的,任何脫離了數學的經濟問題分析都會被認為是不可靠的。

確實,數理模型將一些因素抽象掉以后往往更有利于看清一些相關變量的關系,從而有助于提高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因此,利用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往往也有利于發現經濟問題的實質,并可以指明社會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基本趨勢。從這個角度上說,經濟學可以且應該廣泛運用一切可能的數學分析方法來進行理論的推導和表述。不過,在數理經濟學的興起大大嚴密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同時,也衍生出一些值得反思的負效應。(1)數理經濟學根本上是一種演繹理論:從一些所謂的不言自明的公理(實質上是假定性公理)出發運用數學方法而推演出一系列的結論或定理。顯然,要保障這些結論或定理的合理性,首先必須保證它所依據的引導假定之合理性,因而就必須重新審視它所基于的前提假設。(2)數理經濟學所注重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主要是指數理邏輯或形式邏輯,但現實中的行為主體并不是數學符號。顯然,要保障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合理性,也必須將其建立在人的“行為邏輯”之基礎上,因而就必須重新審視它所基于的邏輯關系。

(二)經濟分析的邏輯辨析

一般地,經濟學理論所體現的“內在一致性”有兩種邏輯基礎:一是基于行為邏輯,二是基于數理邏輯。兩者的適用范圍有很大差異:自然科學的理論體系主要根基于數理邏輯,但將數理邏輯簡單地應用到人的行為及其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中,就大大削弱了邏輯的嚴密性。為此,我們就必須審視理論的“內在一致性”問題。艾克納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一文中就強調,內在一致性檢驗只是一個理論的必要條件,卻并不是充分條件。在艾克納看來,任何理論的證明都必須進行三種性質的經驗檢驗:一是相符性檢驗(correspondence),即檢驗基于理論的結論是否與從現實世界中的經驗觀測相符;二是普適性檢驗(comprehensiveness),即鑒定理論是否能夠包容與所研究的某種現象有關的所有已知事實;三是精煉性檢驗(parsimony),即確定理論結構中任何具體要素(包括內在假定)對于說明經驗觀測的東西是否是必要的。[③]尤其是,作為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理論根本上是要解釋真實現象并解決現實問題,而無論真實現象還是實現問題都是人的互動行為所衍生的,因而經濟學的根本研究對象就是人,需要剖析和提煉真實世界中的行為機理。

顯然,正是由于人類的現實行為往往受到各種無法量化的社會性因素之影響,從而就很難用數字關系或數理模型來描述;同時,人的偏好以及行為動機往往也會隨環境而變化,從而很難用不變的形式邏輯來刻畫。因此,就人性及其行為機理的演化特性而言,用行為邏輯來描述現實社會的具體行為往往更為適宜,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文字描述。關于這一點,塞利格曼寫道:

【“經濟學可以用來澄清問題,這基本上是一個實踐任務。在經濟學思想的偉大傳統中,從斯密到李嘉圖,從馬克思到凱恩斯,這是偉大的經濟學家都對困擾著人類心靈的各種問題作了回應……數學有助于精確地闡述問題,但是這一事實并不會令擅長數學的人成為更好的經濟學家。好的經濟學家必須要有洞察力、感悟力,他需要的是抓住問題核心的智慧。一個人能夠熟練地運用符號,并不能證明他已經具備了經濟學家之為經濟學家的技能。……如果經濟學家當中的那些數學家能夠不再只為他們自己寫作,而開始提供以文字表達的方程,激發所有人的思考,那將是一件大好事。這很可能會對‘文字’經濟學領域產生很大的滋潤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將有助于所有的理論經濟學家轉而關注真正急迫的現實問題,而不再是津津樂道于一杯茶的價格如何如何這種瑣屑的小事。”[④]】

(三)主流經濟學的邏輯缺陷

基于上述分析,就可以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邏輯缺陷進行批判性審視。一般地,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模型對人類行為的描述有兩大特征。(1)它使用的是邊際分析,個體可以根據外在條件的變化而靈活地調整其行為以實現總效用的最大化。但顯然,不僅大量的制度設計不是邊際調整的,而且基于邊際調整的制度也沒有帶來相應的高效率。例如,Baker、Jensen和Murphy就發現,大多數企業所實行的激勵制度并非像標準經濟理論所預計的那樣將績效與工資掛鉤,而是支付與個人績效直接有關的固定的日工資以及對雇員不存在歧視的平均主義工資。[⑤]對此,G.米勒就評論說: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目前的企業經濟理論都是不完善的。要么市場競爭壓力并不像經濟學家所想象的那樣規制可曾,要么有著對待經濟學理論之外的某些理由可以用來解釋平均主義激勵制度要比經濟學家們給出的那種典型的激勵制度更有效。”[⑥]】

(2)它刻畫的僅僅是一種平均化行為,或者僅僅是一種大數行為的結果。但顯然,真實世界中通常并沒有人能夠與之相符,因為現實人所受影響的社會因素往往相差較大。埃幾沃斯在《數學心理學》中就強調,只有少數人參與的情況下,社會過程和交易結果都是不確定的,而只要當人數很多時,社會過程和交易結果才逐漸變得確定。問題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如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等恰恰是研究具體的個體行為,而其使用的方法卻是刻畫大數行為定理的簡單數理模型,從而就根本難以預測具體個體的現實行為。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過度重視數理邏輯,而這種數理邏輯的根本思想就是將豐富多樣的人類行為化約為特定的函數以刻畫出有序的原子運動,從而就造成了理論與現實間的脫節。這可以從艾克納的分析中窺見一斑。艾克納指出,構成新古典經濟核心理論的四個基本構件幾乎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1)每個個體都存在一組無差異曲線,所有家庭的加總就代表了社會總體上對任何兩個或更多商品的相對偏好,但這種無差異曲線建立在各個假定的效用函數的基礎之上;(2)每個商品生產都存在一組連續或者光滑的等產量曲線,所有等產量線加總就代表了勞動和其他能夠用于生產這些商品的投入要素的所有組合,但這種等產量曲線建立在各個假定的生產函數的基礎之上;(3)所有不同的廠商和包括企業部門的行業都存在一組斜率為正的供給曲線;(4)所有用于生產過程的投入要素都存在一組邊際產量曲線。也就是說,構成微觀經濟學分析基礎的無差異曲線、等產量曲線、斜率為正的供給曲線和邊際產量曲線都缺乏有效的經驗數據的支持,是缺乏經驗基礎的空洞的概念而很難經受相符性檢驗。同時,現代主流經濟學不僅在微觀分析層面存在如此的虛構性,宏觀層面的分析也是如此。例如,??怂?漢森的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就同樣經不起相符性檢驗,而且,正是基于不同理解而形成了經濟學的不同流派。[⑦]

可見,盡管流行的觀點宣稱,數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嚴密的邏輯,從而是客觀的科學,但是,數理模型并不能提高經濟學理論的邏輯嚴密性,數理邏輯也并不適合對人類行為的分析。事實上,正是由于流行的經濟模型日益熱衷于形式邏輯的演繹并追求數學推理的嚴密性,這使得這些模型不僅忽視人之行為邏輯與數理邏輯之間的差異,更是刻意地逃避經驗事實的嚴格驗證。結果,基于數理邏輯得出的經濟理論與經驗事實之間就變得越來越相脫節,以致數理模型逐漸蛻變成了一種在“我向思考”思維下進行自我繁殖的智力游戲,越來越失去了解釋現實和預測未來這兩大科學理論的基本功能??柤{普就指出,

【“邏輯的規律和純數學的規律,由于它們自身的本性,是不能被用作科學解釋的基礎的,因為它們并不告訴我們使現實世界從其他可能世界中區別開來的任何東西。當我們問及事實的解釋,一個現實世界中的特定觀察的解釋,我們必須用到經驗的規律,它們不具備邏輯規律或數學規律的必然性,但它們告訴我們關于世界的結構的某些東西。”[⑧]】

三、經濟數理模型構建的知識要求

上面的分析揭示出嵌入現代主流經濟學中的數理邏輯及其結論所存在的問題。一方面,數學邏輯是否能否揭示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及其內在關系?這涉及對行為邏輯和因果機理的認知。就此而言,波普爾就指出,當前盛行的自然主義方法論規則只不過是新古典經濟學形成的一種約定,這種游戲規則“與純粹的邏輯規則不同,卻與弈棋規則相像,很少有人會把弈棋規則當作純粹邏輯的一部分。”[⑨]另一方面,數學公式是否是表達社會經濟關系的有效工具?這就涉及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共識:如果存在兩種方式能夠表達同一思想,那么就應該選取簡單而非復雜的表達方式。就此而言,如果一個社會現象或者一個思想認識能夠以通俗的文字語言表達清楚,顯然就不需要再轉化成復雜繁瑣的數學語言。為此,奧地利學派就從兩個方面對時下的數理經濟學進行了批判:(1)它并不真的使理論更加精確,相反往往是把簡單的概念翻譯成數學,然后再費力地譯成英語(文字),這一過程貌似提高了邏輯精確性,卻模糊了對真實行為和社會現實的認知;(2)即使那些最適合用數學進行研究的問題,如一般均衡理論、形式上的增長模型等等,從原理上說是沒有意義的或不合理的經濟問題,而那些重要的問題往往不能而且不必用數學進行研究。[⑩]

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有如此多的經濟學人熱衷于數理經濟學呢?難道是因為數理經濟學如此易搞嗎?其實,數理經濟模型的建立往往是比較繁瑣的,它至少有兩大基本要求:(1)要有良好的知識素養,從而形成良好的經濟直覺;(2)要較高的數學功底,能夠把這種直覺表現出來并加以嚴密化論證。正因為數理模型與一個啟發性的思想或故事是分不開的,因而模型的假設前提和模型選擇都有嚴格的要求。同時,盡管數理經濟模型的構建是一項非常費力的工作,但這種工作而且還往往吃力不討好:(1)一個模型所具有的實際價值和內含缺陷往往很容易被認識,一個簡單的假設都會引起人們對整個模型之意義的否定;(2)即使一個數理經濟模型有效地表達和精致化了人類傳承下來的思想,但思想的首創之功仍屬于那些思想提出者。令人不解的是,盡管數理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知識的要求如此之高,數理建模僅僅是完整經濟學理論研究路線中的一小部分,但大多數的經濟學人還是愿意集中于數理經濟學這一小部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科學主義思潮之影響,數學成為向他人宣示其研究科學性的一個重要措辭。其結果卻是,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就被嚴重扭曲了,進而也導致了數理建模的庸俗化發展。

首先,就當前經濟學界的流行取向而言。它基本上拋棄了理論研究中的方法論和理論素養這兩個更為重要的層次,在思想表達層次上也主要是以將簡單思想復雜化、模糊化以顯得高深莫測為鵠的。結果,數理經濟學發展的根本目標就完全被扭曲了,而蛻變成為“為數理而數理”的一種形式追求。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經濟學人熱衷于數學建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越來越多的經濟學人都是理工科出身,社會人文知識相當欠缺。例如,那些海歸經濟學人大多就是理工科出身的,到了國外主要學了一些建模技巧,由此卻搖身一變而為著名主流經濟學“家”。事實上,正是由于這些數理經濟學人缺乏經濟學理論素養的熏陶,他們往往連對一些基本術語的理解都比較欠缺,更不要說對社會科學其他領域的知識和國內外經濟發展歷程的掌握了,由此當然也就無法對人類社會形成自己的獨特見解。正因如此,盡管這些“數理經濟學家”依靠幾個貌似復雜的數學模型而名噪當前,但實際上,他們并不真正懂得經濟運行的“理”;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也具有明顯的機械性,往往是為“建模而建模”,或者只是為增加說服力的措辭,而基本上無法揭示出事物的內在本質以及事物間的作用機理,無法從模型構建和邏輯推理中獲得新的洞見。

其次,就現代經濟學中的數理拜物教而言。它也已經嚴重地偏離了發展數理經濟學的原初目的:通過借助數理邏輯來發現人類直覺或思辨所不能揭示的東西,進而理順人們在文字邏輯推導中可能出現的混亂。例如,數理經濟學先驅古諾就是依靠對策思維揭示了非完全競爭情形下廠商的生產和定價行為,阿羅則基于社會選擇邏輯洞悉了阿羅不可能定理。但是,當前數理經濟學研究者大多卻缺乏直接進行數理思維的能力,而主要只是把一些業已知道的常識性東西進行復雜化和符號化;相應地,這些數理經濟學人往往不是注重從數理模型和邏輯推理中發現思想,而是注重模型本身或者數學措辭所具有的“說服力”,以致數理模型業已成為掩蓋這些經濟學人之貧乏空洞思想的面具。西方很多數理經濟學人就是如此,中國數理經濟學研究者似乎更是如此:他們大多只是照搬西方學者已經提出了一些數理模型,從而即使在模型上也沒有多少實質性創新。更為甚者,在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假設前提和思維方式缺乏實質理解的情況下,中國一些經濟學人就想當然地進行一些畫手添足的修改以期本土化應用,這反而扭曲或肢解了主流經濟學中數理模型的真實含義和合理成分。

最后,就數量經濟學的勃興和迅猛發展而言。它的基本動因就是迎合了現實應用的需要:是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期間不斷膨脹的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產物。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重新取代計劃經濟成為主導,數理經濟學就因其理論的抽象性而幾乎已經退出了政策應用的領域,而逐漸蛻化成為象牙塔里的一種智力游戲。不幸的是,中國那些數理經濟學人似乎并沒有看到這種轉變,也不愿看到這種轉變。究其原因又在于,當前這些經濟學人很少具有甘愿清貧的那種經院主義精神,反而努力將他們基于模型的純粹邏輯研究與社會政策掛上鉤以期獲得其他的物質利益。更為不幸的是,在當前中國社會,僅僅掌握一些數理技巧的經濟學人竟然可以承接了各種應用性課題,不少經濟學人憑借黑板上的符號邏輯竟然充當了各類事務性機構的經濟顧問。在一個極端抽象的概念上而撇開具體的社會現實所展開的建模游戲,并且缺乏其他學科的基本常識,竟然就妄想并敢于為實際經濟的運行出謀劃策,而決策部門竟然也樂于接受這種咨詢。顯然,這就顯得異?;奶屏?。要知道,作為應用政策經濟學的研究,并不在于其所建的模型是否漂亮,而在于其對具體問題的了解程度,在于它所擁有的相關理論和知識的淵博程度。試問:目前那些數理模型的構建者對現實問題能夠了解多少呢?在華盛頓特區的政界里有50多年經濟學研究經歷的赫伯特.斯坦因就指出,

【“經濟學家對經濟并不知道多少,而其他人(包括制定經濟政策的政治家)就知道得更少了。”[11]】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現在中國經濟學人所承擔的那些應用性課題大多是在“蒙”,從而不具有真正的應用價值;同時,那些課題的資助者則也明顯摻雜了私人的目的,否則就是源于無知。

可見,現代經濟學界盛行的是一種數理拜物教,它迷信于數學邏輯,卻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塞利格曼就指出,在當前經濟學界,

【“只知道緊緊抱住他們那空空如也的工具箱不放的理論經濟學家簡直太多了,那些工具箱是他們建好了又拆掉重建的,而且是用別人簡直無法理解的符號和方程的語言來描述的。他們得到的結論實質上并不能在‘文字’經濟學家所說的東西上再加點什么。理論建模被說成是針對特定問題提出假說,在這個意義上,文學造詣深厚的經濟學家和擅長符號操縱的經濟學家所從事的是同一個工作,只不過各自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式。”[12]】

同樣,羅斯巴德也寫道:

【“數理邏輯適合物理學這門已經成為模范科學的科學,現代實證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認為所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效仿的科學。在物理學中,公理和演繹是純粹形式,只有在它們能夠預測特定事實時才有意義。相反,在人類行為學中,在分析人的行動時,公理本身已知是真實的和有意義的,從而文字演繹的每一步也是真實的和有意義的。這是文字陳述的主要性質,而數學符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13]】

四、數理建模庸俗化的原因剖析

上面的分析表明,當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趨勢呈現出日益強盛的庸俗化傾向。羅德里克就寫道:

【“攻讀經濟學主要是學習一系列的模型。決定一個人在經濟學界的地位,也許最重要的是看他有多大能力開發新模型,或者結合新證據來運用已有模型,以說明一部分社會現實。經濟學界最激烈的學術爭論,都是圍繞某個模型的可適用性而展開的。如果你想給一個經濟學家造成痛苦的傷害,只要說一句‘你沒有模型’就夠了。”[14]】

而且,當前中國的數理建模中的庸俗化和形式化傾向更為嚴重。究其原因主要二:(1)與當前主流經濟學界乃至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研究人員構成以及研究人員的知識結構有關;(2)與現實社會中的政治、人文環境以及學術界日益盛行的功利主義學風有關。

(一)研究者的知識結構

在當前經濟學領域,從事數理模型構建的技術經濟學家大多在數學、物理學等學科中并無從事理論研究的能力,在數學、物理學領域甚至連像樣的文章都寫不出來,更不要說有所創見和建樹了。但是,這些人一旦憑借某種機遇而轉入經濟學界,就可以不斷地發表那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高深”文章了,從而也就開始被尊奉為杰出理論經濟學家,被視為是具有高度抽象推理能力的人。君不見,在中國社會,那些在數學或物理學界根本發不了文章,職稱也難以晉升的人,轉眼間成為經濟學界的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即使經濟學領域那些所有“百優博士學位論文”也幾被這些人盡占;相反,那些極力契合社會科學各分支知識以從事跨學科研究的,盡管他們的見解更全面,分析更透徹,卻往往因思想更為精微而給人以條理不清的印象。同樣,一些經濟學專業出身的學人在這些數理經濟學“家”的打壓和排擠下,也逐漸轉移到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如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法學等;而且,由于經濟學提供了比其他社會科學更為清晰和有條理的研究方法,以致他們的研究往往也被認為更具創見,從而在這些領域反而越來越受到青睞。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包括,理論研究確實需要各社會學科的交叉和契合,數學工具也確實是現代學術研究的基礎性手段,等等;此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們對“科學”的內涵本身存在認知上的缺陷。事實上,科學首先源于自然科學,乃至人們往往用自然科學的簡潔、普遍以及“客觀”性來衡量其他學科的“科學化”程度;結果,就導致其他社會科學盲目地仿效物理學等自然科學,而主流經濟學則擔當起了傳道的先鋒角色:將學術和從物理學模仿來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向其他社會科學推廣??寺鍫柡秃酪撂貙懙溃?ldquo;當代經濟理論雖然沒有給經濟生活提供一幅‘真實可靠’的肖像,但是它卻提供出一幅精致優美的畫圖。而且,沿著這幅畫圖指引的方向,一個注重學就式的研究訓練而忽視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綱領展開了”,不過,盡管“這種‘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把它作為發展方向則有些過分了”,特別是,“目前經濟學中的這種狀況已經過頭了。因為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樣)養成了條件反射的習慣,不精確地回答純粹學術上猜謎游戲式問題誤認為是‘有意義的’和‘令人感興趣的’內容。”[15]問題就在于,經濟學畢竟是一門經驗科學,人們希望經濟理論可以用來指導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純粹的智力游戲;但是,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卻一直熱衷于這種智力游戲,這顯然就使得經濟學的研究本末倒置了!

事實上,判斷一個學人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知深度,主要依據是他的知識廣度而不是所建模型的復雜程度。相應地,社會科學領域學者之間可以進行比較的也主要體現在:誰讀得書最多。一般地,那些博覽群書者往往被視為權威,人文性越強的學科就越是如此。當然,與歷史等人文學科稍有不同的是,經濟學的理論認知還具有較強的系統性;因此,有了知識的廣度外,還需要能夠把這些知識契合起來而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涉及方法論的訓練。然而,當前主流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風氣卻幾乎與之完全背道而馳,那些對人類社會科學領域所積累的知識一無所知而熱衷于模型構建的學人往往被稱為經濟學大家;之所以如此,關鍵就在于,隨著越來越多理工科出身的學人逐漸主導了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以致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知識素養已經急速下降了。試問:盡管當前中國經濟學子熱衷于設計出一個個數理模型,以致經濟學文章充斥著各類雜志而看似獲得了畸形繁榮,但這些幾乎根本不顧經濟學特質的抽象模型果真能夠獲得什么真正的“發現”嗎?或者,它所表達的思想果真有什么實質價值嗎?那些計量結論有什么堅實的理論根基(無論是邏輯上還是經驗驗證上)嗎?

(二)學術界的功利學風

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需要淵博的知識,而當前經濟學人的知識結構越來越狹隘,因而越來越不可能對理論有實質性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發表文章以獲得職稱升遷、科研獎勵以及課題承接等的需要,青年學子往往就只能轉向構建復雜的數理模型這一途徑。究其原因,(1)單純的數理建模不需要系統的理論知識和創新的學術認知;(2)數理建模也是青年學子相對于那些老教授的優勢所在。實際上,時下的經濟學人在寫論文時很少關注是否真正做了能促進理論發展、提高社會認知的研究,而首要乃至唯一的目的就在于能否發表,并由此獲得各種物質利益。試想:如果不是那些從事數量研究的人士控制了《經濟研究》這類所謂的“一流”學術刊物,如果不是無關知識積累和思想沉淀的計量文章更容易在這些雜志上發表,如果不是各個高校乃至政府機構對在這些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提供了高得驚人的金錢激勵,如果不是那些沒有思想的庸人把持了各級學術基金并對那些庸俗實證分析過度偏愛,如果不是各個院校把這些雜志上的文章以及各種庸俗實證的課題作為評定職稱的根本性標準;那么,還有多少青年學子會像當前這樣一窩蜂地迷戀于所謂的實證研究呢?會整日在麻木地學習一些數理模型而對社會科學的知識茫然不顧呢?

之所以出現這種學術風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繼承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術傾向,是西方功利主義學風的縮影或放大,從而顯得更為赤裸和極端。事實上,自邊際革命以來,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就日益撇開了對事物本質的探討,而僅僅關注經濟現象間的功能聯系;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整個學術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風氣也越來越功利,以至對經濟學的學科性質也越來越無知。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家拋棄了真正符合經濟學特性的那種內部標準檢驗而過分注重實證分析,從而使得經濟學理論無法得到真正的邏輯檢驗(因為實證檢驗受到各種保護帶的限制);或者,簡單地把人類行為邏輯等同于數理邏輯而過分地注重于邏輯體系的完美性,從而扭曲了人的知性思維而無法發現現象背后的規律。結果,主流經濟學就形成了囿于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而脫離實際的自我繁殖,并最終使經濟學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封閉學科。顯然,正是承受這種學術傾向,海歸經濟學人將之引入到了中國學術界并又增添了自身的利益訴求,從而引發了功利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的泛濫。這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加以理解:(1)當前的主流取向主要是那些海歸經濟學人所散布和引導的,盡管他們局限于數量經濟學一隅,但由于個人素養以及功利主義的取向,卻積極把其學術宣傳成為學術前沿和未來方向;(2)這些海歸經濟學人已經逐漸控制了當前的高校、出版、刊物、協會以及學術基金等機構,只有遵循這些主流范式才可以獲得名和利,也只有跟隨這些主流范式才能夠在獲得博士學位后便一步登天地跨入“明星”經濟學家的行列。

事實上,真正基于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的研究是非常辛苦的,要得到承認則更難。但是,中國當前的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卻完全形式化了,只重所謂的“規范”而不管真正的“內容”,因而造成了這種令人窒息的數量拜物教?;舨妓乖锌卣f,他那個時代的很多人學習數學往往只是為了躍升,從而在他的無知被發覺之時,把他的研究轉化為雜耍,以獲得在魔術、解密及其他方面的聲譽。顯然,目前那些熱衷于數量分析和實證的經濟學人大體也是如此,他們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理論不生產的,而之所以如此“研究”只不過是為了博取聲譽及資源。正因如此,一旦通過“實證”文章這塊敲門磚而獲得了其它資源之后,他們就不再“親自”從事數據的收集和實證文章的寫作了:有些人轉而成為指導學生進行“研究”的博導或者從事教育事業的“院長”,另有些人則成為企業和政府的顧問,有的干脆下海從事投機交易。相應地,大多數的青年學子也困惑于無休無止的實證分析,但是在功利主義氛圍的支配下,他們在一般咒罵的同時一邊還有意無意地遵循這種“學術”規范,那些在這方面展示其“成就”的學人尤其成為他人效仿和欽佩的對象。其原因就在于:(1)他們需要以此獲得進入其他行業的“敲門磚”;(2)主流經濟學“自我創造需求”的特性也為他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機會。而且,他們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時還常常振振有詞:整個社會的學術氛圍都是如此,我為什么不能順勢而為呢?費耶阿本德曾感慨地說,一個賊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眾卻因為他對誰都告訴說他是一個賊就贊揚他是一個誠實的人。顯然,當今的經濟學界正是如此,試問,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學領域又怎會出現所謂的大師呢?

可見,正是因為當前經濟學人的知識結構越來越狹隘以及學術氛圍越來越功利,導致了數理經濟學的畸形發展,從而嚴重誤導了經濟學的發展方向。(1)就知識結構而言。數理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不僅需要非常高的數學知識和方法技巧,而且需要非常廣博的經濟學知識;只有這樣,所構建的數理模型才能有實際意義,基于數理模型所得出的結論才不會脫離現實太遠,從而才可以提煉出有意義的理論。但顯然,由于現代經濟學的教育日益偏重于建模技巧的訓練而日益缺乏思想的思辨,同時經濟學的科研崗位越來越為擅長數學建模的理工科人士所占據;這樣,經歷幾十年的注入和過濾,經濟學界能夠真正將經濟學理論和數理方法結合起來的學者就越來越罕見了。(2)就學術風氣而言。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有賴于學者踏實的學術風氣,依賴于學者純潔的學術理念;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研究結論的“純潔”性和“客觀”性,才不至于手段蛻變成為目的,形式蛻變成為標準。但顯然,自20世紀70年代起,功利之風在西方學術界就逐漸興起,導致大學數經濟學人不是夯實自身的經濟學理論素養,而是熱衷于在一定研究規范下追逐求新求異的“洞見”;結果,這種風潮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而蔓延到中國社會,和日益無序的社會環境相強化就在中國學術界滋生出一種更強烈的犬儒主義態度、更濃郁的功利主義風氣,以致中國真正以求知為己任的經濟學人越來越罕見了。

五、重審數理經濟學的“高明”性

一般地,經濟理論的研究往往需要基于數理模型的分析和基于計量實證的檢驗,后者構成了理論發展和完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階段。但是,我們在發展經濟理論時卻不能喧賓奪主,而是要充分認識到這兩者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局限。究其原因在于,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其理論本身的可證實性以及可證偽性都比較差。事實上,我們往往難以從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中直接得出理論,相反,經濟學理論大都依賴于對那些熟視無睹的歷史材料的知性抽象;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僅僅是對已經抽象出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嚴密化而已。這對現實社會進行分析時是如此,對歷史事實進行描述和分析更是如此。米塞斯就寫道:當歷史學家解釋并重寫過去時,

【“這要求它要運用一些在開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必須已經具有的思想。在他的研究過程中,即使處理一些材料使他得出了新思想,在邏輯上概念總是先于對個別的、獨特的和非重復性事件的理解。除非在致力于研究歷史來源之前有一個確定的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否則就不可能談論戰爭與和平。除非具有把原因與后果之間的一定聯系看作是普遍的可使用范圍來對待的理論,否則就不能談論個別情況下的原因與結果。”[16]】

正因如此,批評者就指出,對數理模型的而過度依賴是經濟學幾乎所有問題之癥結,它把復雜的社會生活簡化為一些簡單的關系,輕易做出明顯不符合現實的假設,過度追求數學的嚴謹性而不顧現實,經常從典型化的抽象推導直接跳到政策結論。為此,鮑爾丁就抨擊說:盡管數學使得經濟學顯得嚴謹,但同時也帶來了尸斑。張夏準則說:95%的經濟學都是常識,只是在行話和數學的包裝下而顯得艱深。[17]而且,也正如羅德里克強調指出的,

【“數學在經濟學模型中扮演著是純粹的工具性角色。理論上,模型不需要數學,模型的有用性或科學性也不依賴于數學……一些一流經濟學家根本就不怎么用數學”;“單憑數學并不能讓人深入經濟學。重要的是‘智慧’:有能力對老話題展示新見解,讓難解的問題變得可解決,或針對一個實質性問題設計一種新穎的經驗分析。”[18]】

盡管如此,現代主流經濟學人依然熱衷于對數據的處理并由此對經濟理論乃至社會政策作“建構”性設計。試問,難道這些學人就不能稍微放一放這種“研究”而讀一讀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并由此作稍微的聯想和反思:自己的這種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不正潛伏著深刻的“理性自負”么?

當然,經濟學數理化和計量化的庸俗化發展及其潛在的理論危機,在西方社會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識,從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人起來推動經濟學朝多元化和交叉性的方向發展。只不過,中國那些“主流”經濟學人還在炒作那些充滿缺陷的西方剩飯,而根本不去關注經濟學的新近發展,或者把這些新近發展視為非主流的反動而加以排斥。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眾多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到經濟學過分注重技術分析方面,并對經濟史和經驗研究在經濟學中的相對衰落感到不安和驚愕。例如,經濟史學家格爾申克隆就指出,社會科學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渴望,要尋找一種通用的方法,一種對所有時期都適用的法則。但是,這種簡單無知的態度必須被超越。顯然,就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而言,如果對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缺乏真正理解而片面構建所謂科學化的數學模型,那么,這就非但不會促進理論的真正進步,反而窒息了理論的實質發展。實際上,這已經在當前經濟學理論上得到了反映,不久我們將會更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正是這種研究取向導致整體性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已經被嚴重閹割了,以致我們做了再多的問題研究,還是對社會現象困惑不解。筆者相信,將來人們再回過頭來反思我們當前的經濟學理論研究現狀之時,必然會對這種荒唐鬧劇苦笑不已,甚至會奇怪:那時的理論探索者怎么都陷入了如此的非理性狀態,就像社會上曾出現的大躍進一樣。

更不可思議的是,就是當前這種研究方式,國內一些調查竟然認為,自然科學家的智商普遍比社會科學家的智商要高,而經濟學家又提高了整體社會科學家的智商水平。于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一些人也常常以此而自喜,難道偏執地堅持某種經濟學的教條也是理性高的表現么!其實,根據孔德的觀點,歷史的順序與邏輯的順序緊密地相互對應著,他根據普遍性和獨立性的程度(普遍性和抽象性的遞減律、復雜性增加的程度、實用重要性的程度)而將一切科學知識排成一個等級體系: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每一學科的出現要靠前一學科的發展。其中,數學的獨立性最高,因為它是所有學科中最抽象和最簡單的,推理及其論斷只需要依據少數的公理;天文學則是自然科學中最普遍和單純的學科,從而在數學之后首先得到發展;社會學則是最具體和最復雜的,它的研究和認識往往需要利用所有其他科學的一切成果。顯然,正是由于數學是最抽象的,因而它距離直接的實用也就最遠;相應地,社會學是最不抽象的,從而與實用關系也最直接。同時,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認識和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依據人類積累的知識,進而也就體現為更全面的人類理性。例如,古羅馬的西塞羅就指出,法律是人性中所蘊含的最高理性,因為它是有關人類行為的規范,需要理順紛繁蕪雜的公共秩序;相應地,法律的設立就需要集中全人類的智慧,而不是憑借那些虛無的靈感和片面的邏輯。同樣,儒家也將“格物”作為人生學問的第一個階段,“道學問”最終要轉向“尊德性”,由此才可以由“開物成務”而實現“人文化成”。

事實上,我們在中學學習數理化課程時就已經深深認識到:解數學題的過程最為抽象和困難,因為它只有少數幾條公理,而得出結論需要經過一連串的抽象推理;相反,解物理題或化學題時則需要結合本專業所積累的專門知識,但推理過程則要簡單很多。進而,解化學題的推理邏輯要比物理學更為簡單,但推理是所需要用到的具體知識點則更多;正是在這個角度上,化學往往還被學生們視為需要大量記憶的學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化學與日常生活顯得更為緊密。一般地,距離生活越近從而越是具體的科學,在推理時所需要用到的知識也就越多,而推理邏輯則相對簡單和直接(邏輯推理的迂回度較低),進而理論的抽象性也就越低。既然如此,作為處理和面對人們日常生活和實踐的學科,經濟學又怎能基于比數學和物理學還少的幾條“公理”和假設而得出有關社會經濟現象的論斷呢?更不要說,相對于數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經濟學的邏輯論斷所依賴的那幾個“公理”和假設本身就存在嚴重問題,甚至根本上就是對現實的曲解。有鑒于此,經濟學理論及其結論就決不能建立在過度迂回和繁瑣的邏輯推理之上,而是需要依賴更多的具體知識。進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學人之所以熱衷于大量使用數學,并不是因為他們的聰明,反而恰恰映襯出他們不夠聰明;究其原因,他們缺乏足夠的知識結構和理論素養,從而也就根本無法認識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闡述和解釋。不幸的是,當前的流行說辭竟然把是否擁有處理最不復雜現象的數學工具的能力看成是理性甚至智商水平高低的標志。結果,那些擁有廣博知識而試圖從更全面角度分析真實世界問題的學者卻被認為是智力上的欠缺者,這就顯得荒唐了。麥克洛斯基就指出,

【“智商測驗從誕生時起就是個冒著科學之名自欺欺人的丑聞和無恥的騙局。”[19]】

盡管如此,一些主流經濟學人卻傾向于將數學邏輯與理論的嚴密性等同起來,由此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大量使用而沾沾自喜,甚至以此來尋求相比于其他社會科學的優越地位。但顯然,這只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作風。一方面,大多數經濟學人并不具備以數學邏輯來思考經濟問題的能力?;骶椭赋?,“多數經濟學家并不具有這種數學教育水平”,因為他們往往“通過參加其他經濟學家講授的數學課程習得其數學知識”,結果,“經濟學產生了自己怪異的數學和統計學版本,并且還鍥而不舍地堅持職業數學家早已玩剩的數學方法。這種過時的數學版本,妨礙學生了解數學的新進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經濟理論。”[20]另一方面,大多數經濟學人僅僅將數學模型作為表達其經濟思想的一種方式,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傳授和傳播。問題是,如果果真只是為了更好地表達自己的理論洞見并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就應該使用簡潔的表達工具?,F代科學界的一個共識就是,在兩個同樣充分證實的概念之中,選擇那較復雜的一個是“不大高明的科學趣味”。[21]也就是說,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出于邏輯嚴密需要而是用數學模型時,也應該使用那些更為簡潔的數學模型和分析工具。我們可以再次回味尼采的睿見:

【“知道自己知識淵博的人會努力求其學問的清晰明白,而想在大眾面前表現自己很博學的人則會將學問弄得晦澀難懂。大眾對于見不到底的東西都認為是深奧莫測的,他們是如此膽怯而極不情愿地步入水中。”[22]】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審視一個流行的觀點:為數學邏輯所支持以及由此推演的結論是嚴謹而高深的,因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根本上就體現在數理模型的構建。實際上,基于數學邏輯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既不嚴謹也不高深。我們只要考慮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了:人類行為嵌入在一定的意向性之中而根本無法化約為特定目標函數以及相應邏輯關系。事實上,人類的行為以及社會互動根本不同于由“保全本能”所促動的動物性反應,更不能化約為既定目標和手段之間進行選擇的最大化數學值。就此而言,數學模型和數理邏輯的分析通常只是將復雜的社會簡單化了,將對立統一的社會互動簡化為數量和功能之間的聯系;相應地,由此獲得的論斷必然就會嚴重地偏離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而還會使得人們對社會的認識膚淺化。尤其是,數學邏輯和運算根本上只是同義反復,運用復雜的數學工具并不能增加多少新的知識,更不能深化對事物本質的認知,而主要是作為一種體現科學性的“措辭”而增加自身已有觀念的說服力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抽象的數學語言和形象的藝術語言體現了人類認知方式的兩個極端:藝術語言通常以跳躍式的線條和圖像來表達,它借助寫實、夸張、隱喻和象征的手法而賦予人以豐富的想象,但同時卻缺乏清晰的思維和確定性的結論;數學語言則以嚴格的邏輯和公式來表達,它借助于數據、運算和推理的方式來給予人們以嚴格的結論,但同時卻會嚴重制約人類的想象。文字語言及其相應的思辨邏輯則介于這兩者之間,比藝術圖像所考慮的范圍更廣,同時又沒有蛻化為數學邏輯那樣的純粹游戲,這也是哲學家對現實世界的見解通常如此深邃的根本原因。

六、結語

根本上說,社會理論源于我們的經驗感知,是將經驗認知條理化和系統化。相應地,如果一個人不能運用文字語言將他的理論和學說講出來,而非要借助某種數學模型、推理或其他工具來傳達,那么,他的這個理論或思想實際上也就非常虛幻。休謨就寫道:

【“一切深奧的推理都伴有一種不便,就是:它可以使論敵啞口無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們作出最初發明它時所需要的那種刻苦鉆研,才能使我們感到它的力量。當我們離開了小房間、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務中時,我們推理所得的結論似乎就煙消云散,正如夜間的幽靈在曙光到來時消失去一樣;而且我們甚至難以保留住我們費了辛苦才獲得的那種信念。在一長串的推理中,這一點更為顯著,因為在這里,我們必須把最初的一些命題的證據保持到底,可是我們卻往往會忘掉哲學或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公認的原理。”[23]】

然而,現代經濟學人尤其是青年學子日益偏好復雜的數學建模,擁有數學模型的文章往往也更容易被雜志所接受。由此,中國經濟學界就盛行出一股強盛的數學拜物教。

由此我們就需要反思:現代經濟學界為什么會盛行如此的數理化思潮呢?在很大程度上,這與大多數經濟學人使用數學的真實目的有關。奧伯雷在《簡短人生》中寫道:

【“托馬斯.霍布斯先生致信于我說,沃利斯博士及其他某些人,他們學習數學可能只是為了獲得耀升——在他的無知被發覺之時,將會把它的研究轉化為雜耍,以獲得在魔術、解密及其他方面的聲譽。”[24]】

顯然,當前眾多的經濟學人也是如此,使用數學的主要目的在于數學模型具有麥克洛斯基意義上的“勸說”功能。試想,當前經濟學人中有多少人是為獲得更深切的社會認知而選擇復雜的數理建模呢?《經濟學期刊》(EJ)的主編John Hey回顧了其10年編輯生涯后評價說:

【“許多投稿者看來并非為增進經濟學知識而寫作。雖然我十分理解作者們身上的壓力,尤其是年輕作者,但如此眾多的經濟學人似乎都在玩‘期刊游戲’這個事實仍令人頗為沮喪,他們在那些毫無意義或者無足輕重的主題上生產出了太多的變化。”[25]】

既然如此,這些復雜的數學模型又如何獲得經濟學刊物或經濟學子的認可呢?這又涉及當前經濟學界的學術規則。

現代經濟學的評價體系是由那些被認為是“頂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逐漸建立起來的,而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身是在計劃經濟的洪潮中設立的,其獲得者主要是為經濟計劃提供分析和處理工具的數理經濟學家。這種人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后逐漸擁有了制定和引導學術規則的聲望和權力,這樣,經過他們的傳播和影響,幾代人之后經濟學界就充斥了數理“經濟學家”。尤其是,在盛行的崇美主義學風影響下,一些海歸學者熱衷于將歐美的經濟學術制度移植到了中國社會,從而建立有利于數理經濟學的評價體系;進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幾乎所有的青年學子都開始熱衷于這種邏輯游戲,甚至還將之宣揚為科學的方法。果真如此嗎,我們最后來聽一下當年韋伯的洞見:

【“今天的青年人之間流行著一種看法,以為科學已變成了一個計算問題,就像‘在工廠里’一樣,是在實驗室或統計卡片索引中制造出來的,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靈’。首先我得說明,這種看法,表現著對無論工廠還是實驗室情況的無知。在這兩種場合,人們必然遇到某些事情,當然是正確的事情,讓他可以取得一些有價值的成就。但這種念頭是不能強迫的,它同死氣沉沉的計算毫無關系。例如,沒有哪位社會學家……如果他想有所收獲,哪怕最后的結果往往微不足道,若是把工作全部都推給助理去做,他總是會受到懲罰的。但是,如果他的計算沒有明確的目的,他在計算時對自己得出的結果所‘呈現’給他的意義沒有明確的看法,那么他連這點結果也無法得到。通常這種念頭只能從艱苦的工作中得到,盡管事情并非總是如此。”[26]】

注釋:

[①] Debru G., 1991, 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1):1-7.

[②] 霍奇遜:《演化與制度:論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演化》,任榮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③] Eichner A.S., 1983, 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7(2): 507-520.

[④] 本.塞利格曼:《現代經濟學主要流派》,賈擁民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3頁。

[⑤] Baker G.B., Jensen M.C. & Murphy K.J., 1988,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 Practice vs. Theory, Journal of Finance, 43: 593-616.

[⑥] G.米勒:《管理困境:科層的政治經濟學》,王勇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

[⑦] Eichner A.S., 1983, 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7(2): 507-520.

[⑧] 卡爾納普:《科學哲學導論》,張華夏、李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

[⑨] 波普爾:《開放的思想和社會:波普爾思想精粹》(米勒編),張之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⑩] 多蘭:“作為非科學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載多蘭主編:《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王文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

[11] 轉引自迪克西特:《經濟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學的視角》,劉元春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12] 本.塞利格曼:《現代經濟學主要流派》,賈擁民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3頁。

[13] 羅斯巴德:“人類行為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方法論”,載多蘭主編:《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王文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頁。

[14] 羅德里克:《經濟學規則》,劉波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第12頁。

[15] 克洛爾、豪伊特:“經濟學的基礎”,載多迪默、卡爾特里耶編:《經濟學正在成為硬科學嗎》,張增一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

[16] 米塞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梁小民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17] 參見羅德里克:《經濟學規則》,劉波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第25頁。

[18] 羅德里克:《經濟學規則》,劉波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第33、36頁。

[19] 麥克洛斯基:“經濟學的修辭”,載豪斯曼編:《經濟學的哲學》,丁建峰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頁。

[20] 基恩:《經濟學的真相》,霍彥立等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頁。

[21] 詹姆士:《實用主義》,陳羽綸、孫瑞禾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1頁。

[22] 尼采:《快樂的科學》,余鴻榮譯,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頁。

[23] 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95頁。

[24] 賓默爾:《博弈論與社會契約(第1卷):公平博弈》,王小衛等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致歉之第1頁。

[25] Hey J., 1997, The Economic Journal, Report of the Managing Editor, Royal Economic Society Newsletter, Janary: 3-5.

[26] 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4頁。

【朱富強,察網專欄學者,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本文主要內容載《經濟縱橫》2020年第4期,原標題《數理經濟分析何以濫用:基于知識結構和學術風氣的剖析》?!?/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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